分析理性和中华文化的缺失.pptVIP

分析理性 与中华传统文化之缺失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陈慕泽 一个逻辑学专业工作者对全球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点思考… 全球化的挑战 经济的 全球化 文化的 政治的 兼收并益 优胜劣汰 什么是支撑全球化大厦的钢筋骨架？ 现代科学技术 法制 李亚瑟问题 一个叫李亚瑟的英国人提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华文化有五千年的历史，为什么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成果，几乎和中华文化无关呢？这就是著名的李亚瑟问题。 这个尖锐的问题是成立的。完全有理由认为，如果不是一百多年前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华大地是衍生不出李政道、杨振宁这样的子孙的；基于中华医学理论是发现不了DNA的螺旋结构的；算盘珠子是无论如何不能进化为电子计算机的。 为什么中华文化不能成为全球化大厦的担纲之梁？ 爱因斯坦如是说… 爱因斯坦指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两个重要的基础，一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二是基于实证精神的实验科学。也就是说，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两个重要的精神支柱，一是逻辑精神，一是实证精神。而这两种精神，亦即分析理性，正是中华文化的传统中所缺少的。爱因斯坦的断言无意中提供了对李亚瑟问题的一个回答。 关于实证精神 实证精神是实验科学的思想基础。 实证精神有两个特点。一是强调基于包括实验手段在内的经验证实；二是强调可判定的逻辑分析。第一个特点就是所谓的“实事”，第二个特点就是所谓的“求是”。实证精神就是“实事求是”。 毛泽东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求是”，是指研究客观事物的规律。这是对“实事求是”的最一般解读。实验科学的实证精神则要求把“实事”具体解读为可通过经验，包括科学实验这种延伸的理想化的经验模式得到确认的实证对象；把“求是”具体解读为运用一种有别于思辨的分析方法，即自身具有准确性，同时此种准确性又能得到准确判定的逻辑分析方法。中华文化中没有发展出成形的实验科学，就在于缺少这种用实证精神解读的“实事求是”。 实证精神和实用主义不同。后者以实用验证合法性、合理性；前者以经验，主要是科学实验和逻辑分析验证合法性和合理性。 中华文化中为什么没有衍生出形式逻辑？ 非不能也，乃不为也。 中华文化，以人为本，其目标是求人之是，非求物之是。人之本质及其关系，是个柔性的领域，是中有非，非中有是，需要的正是辩证理性；而物之本质及其关系，是个刚性的领域，是就是是，非就是非，需要的恰是分析理性。求物之是讲精密，求人之是尚和合。 胡适写过这样一个条幅：“治学要在无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此处，“治学”可解读为求物之是、科学研究，“待人”可解读为求人之是、人本研究。“无疑处有疑”，说的正是分析理性穷根究底的锋芒，“有疑处不疑”，说的正是辩证理性化疑为不疑的柔功与定力。 研究人，研究社会是否不需要逻辑精神？不需要分析理性？非也！ 正如研究物，研究自然也需要辩证理性，研究人，研究社会同样需要逻辑精神，需要分析理性。只有为人治社会辩护，才排斥分析理性。因此，中华文化之所以缺少分析理性的传统，其根源，不仅在于它是一种人本文化，更在于这种人本文化的根深蒂固的人治背景。法治和人治的根本区别之一是，前者讲逻辑，后者不讲逻辑。前者依据分析理性为自己辩护，后者依据圣人之言为自己辩护。国人是如此习惯“子曰，马克思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这种表达模式，部分原因或就在于此。 在现代和当代中国，当传统文化中的辩证理性取得了现代辩证法即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形态后，它的自我感觉一直非常良好，并且一直以居高临下的贵族心态，教导和批判着分析理性。但事实上，辩证法离诡辩论只有一步之遥。如果没有实证精神和逻辑精神的约束，辩证法会膨胀为一个无所不能的法师。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处处留下了这个法师作法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