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时期清朝官员自杀研究”开题报告(修改）.docVIP

“义和团运动期间清朝官员自杀研究”开题报告 一 研究缘起 1900年是进入二十世纪第一个年头，但对于中国来说却是陷入苦难的一年。因为清政府纵容义和团攻打东交民巷区的领事馆并在随后宣布与英法俄美等11国联合开战，列强组织八国联军进犯大沽口，整个北京乃至中国北方正陷入到一片混乱之中。 清军的抵抗虽然英勇，但无奈实力相差悬殊，短短半月之间联军就已兵临城下，慈禧带着光绪“西狩”了，留下京师任其宰割。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到现象，即是有大批清朝官吏选择了自杀。当然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境况并不鲜见，在敌寇入侵或者改朝易代之时每每会出现这样的人物。例如，较为知名的有“不食周粟”而死的叔齐伯夷，也有南宋末“负帝投海”的陆秀夫，明末反抗清军的一品大学士史可法等等。既是在清朝鸦片战争之后的历次反侵略战争中，也大量涌现了这样的官吏：在鸦片战争中自杀的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江南提督陈化成；中日甲午战争中自杀的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两翼总兵林泰曾和刘步蟾及其他一批副将参将。这些人为什么要自杀？有人说，他们的死从总体来看，是在儒家传统道德规范下做出的一种本能的反应，儒家追求的是一种道义至上的生死观，正如孔子所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任,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 在孔子看来,人最重要的是“道”,是“仁”。孟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并且进一步解释说:“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孟子·告子上》)，这都明确指出了道义的价值高于生命，因此当“守土有责”的将士面对外敌入侵无力抵抗，当“忠君爱国”的大臣面临社稷将倾，江山易主之时，他们自然需要做出抉择，要追求道德上的完美，道义上的高尚或许自杀成为了一种非常鲜明的展示自己精神境界的有力手段。 但是， 这样一种解释在运用于义和团运动期间自杀的官员时却显得过于片面和专断。 我们看到且不论事后清政府应列强要求所赐令自尽的载勋，英年，赵舒翘等人虽名为自杀，实则并无抱有自杀之意。更何况还有载澜、载漪、启秀、刚毅等人并没有选择自杀反而是随慈禧逃亡，虽然他们常常自许为“维持名教为己任” “黜邪崇正”的君子。为何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为什么他们的价值观、政治主张与他们的行为实践有如此大的反差。对此，我们应该用怎样来解释，这是笔者研究的理论动因。 其次，笔者注意到义和团运动期间，作为一个自杀的官员群体，倾向于支持义和团反洋的所谓“守旧派”官员自杀人数和比例要远远大于所谓“洋务派”官员，个中的原因是什么，仅仅是政治分歧的不同显然很难解释，这也是笔者要深入研究的。 最后，在西方社会学中，有关于群体自杀的研究的传统，涂尔干认为：“每个社会群体确实有一种自杀的集体倾向……正是这种集体倾向侵入个人时才促使他们去自杀。……在某种意义上（自杀的原因）不是来自他生活的某些事故，而是来自他是其组成部分的群体。”那么这些清朝自杀的官吏是否可以视作一个具有统一特点的群体，如果可以，这些特点是什么，与他们自杀的原因之间有何种内在联系。这是以往研究中经常被人忽视的地方。就此， 笔者也想做一番初步的探讨，为晚清政治史提供一点有价值的的参考。 二 研究概况 （1）对于义和团运动的本身研究概况： 义和团运动研究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早期主要围绕着运动的性质及作用、是否反封建、是否构成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二次革命高潮这类问题而展开讨论。近20 年来, 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展和学术话语的转移, 一些更具有学术性的课题, 如义和团的组织源流、思想文化、宗教信仰、社会背景等内容, 日益受到学者的关注。与此同时, 实地调查资料、文献档案史料的整理与发掘, 以及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交叉运用, 不仅澄清了诸多重大史实,理清了事件脉络, 而且开阔了研究视野, 充实了分析方法。代表作有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借用了人类学的“空间”概念和大众文化的概念、施坚雅的“区域研究”体系，并与生态学、民俗学与社会结构分析等巧妙的结合到一起，进行了深入细化的研究，探讨了义和团起源的中国内部深刻因素，把山东义和团起源地区的微观社会画面展现给读者。在《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中，柯文将历史分为二个层面:“事件”层面、“经历”层面和“神话”层面。处于不同层面的人群，对于历史有不同的解答。 （2）关于古代自杀特别是明清时期的研究概况： 郑晓江《论古代的自杀模式》（南昌大学学报，第30卷第四期）一文将中国古代自杀分为六种模式：理性冷静地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