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学术研讨会论文.docVIP

目录 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为什么值得纪念？ 赵修义1 对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回顾与反思 陈 霞6 “你们如何界定唯心主义？” 17 ——记霍金与陆定一、潘梓年、金岳霖的几则通信 顾红亮17 反对独断论如何可能——冯契的思考及其推进 晋荣东28 一场有待展开的哲学争鸣——我对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几点认识 张翼星49 哲学史座谈会55年祭 陈村富62 学术呼唤理性和自由（提纲） 陈中立76 不该湮没的一次“百家争鸣”的尝试 赵修义80 再论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方法 苟小泉112 中国的自由主义要对中国的浪漫化负什么样的责任？——以1950年代胡适批判为中心 蔡志栋126 我的回忆 梁志学142 有关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回忆与反思 周继旨145 57中哲史座谈会上的冯友兰和贺麟 郁振华158  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为什么值得纪念？ 赵修义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前言 1957年1月北京大学哲学系召开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已经过去了五十五年。时间流逝，光阴不再。会上活跃的老一辈学者大都已经离世，参与者也都进入耄耋之年。连我们这些入学不久没有资格参与会议但是对此印象深刻的学生也都已过古稀。环顾今天中国的哲学界，已经沧海桑田。那时争得面红耳赤的那些问题，好像已经少有关注。那么为什么还要重新端出这一段往事，加以反思和评述呢？是不是我们这些老人闲来无事，在发怀旧之幽情呢？ 非也。 一则，是因为，这次座谈会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前三十年中，实在是太难得、太重要了。 然而现在几近湮没。 之所以说是难得，是因为，三十年间，哲学一直处于意识形态斗争的漩涡之中，哲学批判连绵不断。高层定调，有组织有计划的展开，而且都是紧密地与政治运动连结在一起。哲学批判也就是政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些学养丰厚的哲学大家，或是缄默、或是成为批判的对象，或是作出各种各样的自愿的或不自愿的自我批判。讲真话，就真问题，进行自由的讨论，互相诘问，互相切磋，几乎绝迹。唯有这次座谈会如当时主持哲学系工作的汪子嵩先生所说是“建国后近三十年中仅有的一次基本上做到自由争鸣的讨论会”。既是难得，就没有理由不去追问一下，这难得机会是如何得来的？后来又为什么不再出现？前辈学者是如何在这难得的自由争鸣中，力现自己的文化担当，展示自由之思考和独立之人格？ 之所以说是重要，理由至少有三：第一，这次座谈会是1956年提出“百家争鸣”的方针之后，由高层主导的两次会议之一。（另一次是遗传学的座谈会）。两次会议的主旨都是要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力图向思想界学术界证明，贯彻执行这一方针的决心和诚意。也可以说这是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的一次尝试或试验。高层对这次会议的重视，只要从《人民日报》，在1956年的10月到1957年的5月初之间，对于会议的非常密集的报道，以及与会议论题相关的大块文章，在只有八版的中央机关报上连续发表，就可以说明。1957年3月冯友兰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作长篇发言将这次座谈会作为百家争鸣方针的例证，被人民日报用“坚决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 冯友兰批判对这一政策的各种怀疑论调”作为副标题，全文刊发，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这场百家争鸣的试验，是高层用于向全国的知识界思想界学术界表明“春天来了”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中国知识界、思想界、学术界的一件大事。在国际上也有影响，顾洪亮先生在哈佛发现的美国哲学家霍金与陆定一、潘梓年、金岳霖的通信，就是一个明证。 第二，尽管这次座谈会在召开的前后从中央机关报和全国政协会议给予重点报道和肯定，但是1958年开始由时任中央研究室哲学组组长的关锋挑头对这次会议进行“清算”，给座谈会扣上了“哲学史研究中的修正主义”的大帽子，并在各大学以此为发端开始了“拔白旗”的运动，这一大转折，不仅标志着整个学术生态的改变，而且也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短暂的“春天”已经告终。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中哲史座谈会在当代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的所具有的标志性的意义。 第三，从当代中国哲学的演进来看，此次座谈会的意义也不可小看。对于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质疑，对哲学研究和教学中的教条主义的批判以及由此引发的诸多问题的讨论，如果加以仔细分析的话，还是留下了值得珍视的积极成果。比如会议引发了对哲学史的兴趣，部署了中国哲学史的资料编辑工作，洪谦等先生还提出了编译供初学者用的西方哲学史资料选编等主张，后来都一一落实。这些工作的成果（ 如北大西方哲学史教研室选编的六本资料），几乎哺育了几代学子。在学理上也有收获。如梁志学和陈霞先生在《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一文中所指出，会上贺麟等人对这一问题的论述，依据来源于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就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问题提出的经过独立思考的出的看法，克服了苏联哲学界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