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入价格工具的必要性和障碍分析.docVIP

引入价格工具的必要性和障碍分析 　　【摘要】 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为了维持稳定的经济环境和增强货币政策的效用，引入利率等价格型工具并逐步减少对数量型工具的使用，是必然的政策趋势和经济规律。本文首先从美联储成功运用利率等价格工具的角度，说明了价格型工具效用的优越性，又从中国的现实情况角度出发，说明了传统数量型工具的局限性和引入价格型工具的必要性；其次还分析了引入价格型工具所面临的一些障碍；最后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价格型工具 利率政策 必要性 障碍 　　一、引言 　　在一国经济不断发展过程中，货币政策工具从数量型为主转为价格型工具为主是客观的经济规律。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实力有目共睹。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数量型工具已渐渐不能满足中国货币政策调控的需求。因此，中国引入价格型工具十分必然。然而，就目前来看，中国还有一些条件不够成熟，价格型工具的引入确实存在一定障碍。利率和汇率虽同为价格型工具，但汇率政策的制定和使用远比利率政策复杂，本文仅研究利率政策。 　　学术界对引入价格型工具已做了一些研究。刘金山（2012）认为价格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核心变量，价格工具是政府增进市场、促进民间投资的核心手段之一。促进民间投资，需要运用全方位多层次的价格工具。连平（2011）认为数量型工具的阶段性“使命”已基本完成，而且继续使用这些工具的空间有限。将利率、汇率价格型工具放在“首要位置”，而存款准备金率数量型工具“靠后”，正是央行提高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的体现。李若愚（2007）认为为了提高金融调控的效率和效果，央行应将货币政策的着力点从货币供给管理转向货币需求管理。在影响货币需求的诸多因素中，利率和汇率是重要的政策变量。因此，货币政策要在推进利率与汇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同时，加强对汇率、利率价格型工具的运用。孙静（2012）认为在研究数量工具和价格工具对治理通货膨胀来说都是无效的，但从长远来看还需推进利率市场化以发挥价格工具的作用，控制人民币升值速度和降低外汇储备。张茉楠（2012）认为宏观经济真正的矛盾是如何提升并满足实体经济的有效需求，二者难以仅靠数量工具解决问题。如果过度依赖准备金率等数量型工具，不仅会埋下通胀的隐患，还可能导致流动性的结构性失衡。温博慧等（2013）认为数量型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计划经济的思维，而价格机制才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只有充分发挥价格的作用才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汪洋（2009）认为虽然目前中国应该继续以数量型工具为重，但是也应适当引入价格型工具。姚余栋、李宏瑾（2011）认为中国应当有序渐进地向价格型为主的货币工具过渡。 　　二、中国数量型工具的使用和局限 　　在历史上，中国中央银行使用过多种货币政策工具，除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和再贴现等“三大法宝”外，中国还使用了发行中央银行票据等新型政策工具。这些工具都在某些时期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随着金融环境日益复杂和金融市场的完善，这些货币政策工具的局限性已渐渐显现出来。 　　1、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的使用和局限性 　　中国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建立于1984年。实施之初，中国央行采取的是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整体来看，中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制度自建立以来，大体存在一个“先降后升”的过程，它的局限性也在这个过程中体现出来。对于“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虽然体现了央行向金融体系提示风险的信号，但是在流动性非常充足的条件下，此政策并不足以消除对被实施该政策的金融机构的制约。1985至1999年存款准备金率处于不断下降的过程，1999至2002年间，该比率保持不变，2003年以来，该比率的趋势大体处在上升过程中。原因在于，2003年之后，国内需求高涨，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人均收入大幅提高，通胀压力加大，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金融体系流动性过剩。2007年以来，该比率的调整进入高频时期，截至当年12月份，存准率上调次数已达10次。为了更加直观地看到调整存准率对于货币供应量的影响，以2002年以来大型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为例，中国流通中货币供应量M2的变动如图1所示。 　　经统计，中国的存款准备金率在2008年调整9次，自2010年1月至2011年6月，连续12次上调0.50%，自此中国存款准备金率达到了历史最高点21.00%。从2011年来看，存款准备金率调整非常频繁，使用达到极致，然而成效却并未达到预期。虽然上调存准率目的是为了收缩银根，减少流动性，但M2却一直处于上升的趋势。虽然上调了存准率，但流动性过剩的矛盾仍未缓解，这一方面说明存款准备金率产生的边际效应正在递减，另一方面也能看出存准率作为调节货币流量的工具，有时效果也并不十分理想。 　　2、公开市场业务的使用和局限性 　　公开市场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