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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新生代农民工边缘化危机 　　摘 要：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愿望强烈但不被城市接纳，乡土情节弱化而不愿返乡务农，处于城市与农村“双重”边缘化状态，根源在于城乡二元制度及自身素质的制约，对经济社会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的负面影响愈来愈凸显。去边缘化，须顺应新生代农民工意愿和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市民化，在创新制度上着力，即创新城乡二元制度，扫清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障碍；完善利益表达机制，增强新生代农民工话语权；创新培训机制，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能力。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边缘化；市民化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1-0044-03 　　一、新生代农民工边缘化特征 　　（一）职业身份的边缘化 　　从职业上讲，新生代农民工已是产业工人的主力军。据统计，目前农民工数量达到中国工人总数的2/3以上，作为生产主体支撑着国家的工业化，是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但其就业稳定性差、流动性强，只能进入低端劳动力市场寻求工作，承担着城市最累、最苦、最脏、最险的工作，不能却与城市产业工人同工同酬同权，多数企业还没有把他们当做稳定的产业工人。从法定身份上讲，新生代农民工仍然是农民。新生代农民工一部分在城市出生长大，一部分放下书包就进城打工，他们没有种地经验和乡土情结，“轻农、厌农、弃农”意识严重，都渴望成为市民，过城里人一样体面的生活。但受户籍限制，转化为市民的过程漫长而艰难，目前还只是梦想。 　　（二） 政治参与的边缘化 　　政治参与的边缘化是由于制度供给不足，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城镇享受不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政治权利，主要表现为政治选举权利和政治表达方面的边缘化。在政治选举权利方面，长期以来，中国公民政治权利的表达遵循属地原则。城市农民工的户口在农村，因而无缘参与城市政治选举和民主管理，而回原住地参加选举又须承担较大的经济成本。新生代农民工乡土情结弱化，大多数人不关心家乡事务，自动放弃该项权利，只能游离于城市与农村的社会政治事务管理之外，处于城市和农村的政治双重边缘化状态。据统计，只有21.6%的新生代农民工参加过老家最近一次的村委会选举，参加过务工地所在城市社区居委会选举的新生代农民工仅占5% [1]。在政治表达方面，如集会、结社、请愿、言论等，当前社会缺乏让农民工阶层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载体，缺乏使政府能够倾听农民工呼声的机制，这是阻碍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最大障碍。 　　（三）生存发展的边缘化 　　居住的边缘化。与城镇居民相比，城镇居民不仅享有最低的居住标准（低于这一标准，政府会提供住房帮助），还同时享有政府提供的专项购房或租房特别补助和优惠政策（如住房公积金、经济适用房政策、廉租房政策等），而城市农民工则无权享受这些，城市农民工的人均居住面积只有11平方米，城镇户籍居民的人均居住面积则为54.08平方米，前者只有后者的1/5 [2]。且大多数农民工住在交通不便的城乡结合部或简易的工棚。 　　文化的边缘化。城市社会对待农民工是“重物轻人”，只把农民工看做纯粹的劳动力，没有考虑他们的精神需求。社区公共服务和文化设施向农民工开放较少，反映农民工实际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的文艺作品相对匮乏，城市缺乏为农民工提供的文化娱乐服务。“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的娱乐方式主要是上网聊天、看片等（黄蓉芳，2009）。 　　子女教育的边缘化。据统计，在全部流动人口中，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绝大多数将成为第三代农民工）约占20%左右。对这些没成年人来说，特别重要的是享受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权。由于中国九年义务教育是以户籍地为管辖的，户籍地居民子女在当地学校拥有入学的优先权，而没有当地户籍的农民工子女则必须交纳一般负担不起的高额赞助费才能入学，否则只能选择办学条件较差的农民工子女学校 [2]。国家统计局的调查结果表明，影响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就学的两大因素：学费高和户口的限制，二者分别占35.95%和27.62%，另有16.15% 是认为受歧视而经常转学。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儿童中心做过一项针对流动儿童生活状况的调查，访问了12 000多名流动儿童的监护人和7 800多名儿童。调查显示，6周岁流动儿童中有46.9%没有接受入学教育，近20%的9周岁的孩子还只上小学一二年级，13周岁、14周岁还在小学读书的占流动儿童的31%和10% [4]。 　　社会保障的边缘化。长期以来，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只覆盖城镇职工，虽然国家相继颁布并施行了《劳动法》和《失业保险条例》等劳动法规，但从实际运行看，各地政府和用人单位出于经济压力或本部门利益考虑，很少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08年底，农民工群体的养老和医疗保险覆盖率分别为10.7%和18.9%，仅相当于城镇户籍职工的1/6和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