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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产品内分工的测度 　　[摘要]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学者对产品内分工的研究文献，探讨对产品内分工的科学定义，选择合适的指标测度我国产品内分工的水平并对如何破解新型国际分工条件下制造业存在的困局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制造业；产品内分工；测度 　　[中图分类号]F2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3）44-0011-04 　　1引言 　　20世纪后期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特别是国际分工已经从产业间、产业内进一步深化到产品内分工的新型格局之下，参与国际贸易的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分工的细化使各国的比较优势不再停留在最终产品，更多地体现为全球价值链上某一特定生产区段或生产工序上。传统的产业间、产业内分工暗含着一个基本假设是产品生产是在一个国家内独立完成的，产品具有不可分割性，而新型的产品内分工则打破了这一基本假设，认为一国只需具备生产产品的某一区段或工序的生产能力即可参与国际分工，即将比较优势理论从产品层面深入扩展到工序层面。[JP] 　　产品内分工对发展中国家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机遇在于发展中国家通过产品内分工能进一步参与到全球化的分工体系中，并通过技术外溢、模仿创新、干中学等实现产业结构的渐进有序升级过程；挑战在于产品内分工很有可能使发展中国家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生产环节，面临“高端产业低端制造”的困局。以2011年数据为例，中国出口高达1.899万亿美元，但加工贸易占比44%；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近5487.9亿美元，占总出口额的28.9%；尤其是知识与技术高度密集型的软件和芯片出口不到1.74%；全国申请的专利达到96.05万件，但实用新型与外观设计占比82%，技术含量较高的发明专利不到18%。这种低端的发展模式激化了资源与环境的矛盾，严重阻碍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本文旨在回答以下几个问题：在新形势下，如何科学定义产品内分工的内涵，如何准确测度中国制造业参与产品内分工的水平，如何在新型国际分工格局下破解我国制造业发展中存在的困局，以适应经济的持续发展。回答这些问题，既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又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2文献综述 　　20世纪60年代，垂直两阶段生产模型的构建促使经济学家开始对产品内国际分工进行研究，其中以Balassa（1967）为代表。20世纪80年代初，Dixit and Grossman（1982）将垂直两阶段模型进一步扩展为垂直多阶段模型。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产品内分工的大规模发展，经济学家开始对产品内分工进行更为广泛而深入的研究。Ardnt（1997）首次提出“产品内分工”的概念，认为产品内分工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应与技术进步有相似之处，有助于提高分工效率，增加产品产出，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Krugman（1994）认为产品将不同生产环节配置在南北方不同国家之间的分工模式是一个“双赢”（Win-Win）的过程。进入21世纪，学者们对产品内分工进行了更为充分的研究。David Hummels，Jun Ishii and Kei-Mu Yi（2001）认为垂直专业化即嵌入在出口产品中的进口投入品的价值，在此理念的基础上提出了测度垂直专业化的方法，即VS方法。他们利用OECD 10个国家的投入产出表及4个新兴市场国家的数据计算了这些国家的垂直专业化水平。 　　与国外学者相比，国内学者对产品内分工的研究较为滞后。理论研究方面，卢峰（2004）通过比对产品内分工与其他分工概念的联系与区别，分析了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决定因素，初步建立了一个以产品内分工概念为核心的分析框架；高越、高峰（2005）在总结垂直专业化分工理论基础的前提下，根据1997年和2002年我国对外贸易数据，研判我国在全球垂直专业化分工中的地位，为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提出战略选择。实证研究方面，刘志彪、刘晓昶（2001）利用Hummels的VS方法，首次测算了中国17个产业部门的垂直专业化水平。将其与OECD国家和爱尔兰、韩国、墨西哥等国家及地区1970—1990年的结果相比，我国的VS份额较大，说明参与垂直专业化的水平较高；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2006）同样利用Hummels的VS方法，采用我国投入产出表及联合国进出口贸易数据，分别测算了1992—2003年中国总出口中的垂直专业化程度及中国对美出口中垂直专业化比率。唐海燕、张会清（2009）对40个发展中国家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产品内国际分工对价值链的提升具有显著推动作用。 　　3中国制造业参与产品内分工的测度 　　3.1产品内分工的内涵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有学者开始关注到国际垂直专业化现象（Balassa，1967；Findlay，1978）。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国际产业分工的日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