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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报刊社权益保护的转载法定许可制度设计探讨 　　[摘 要] 现行转载法定许可制度对报刊社利益的实现造成了负面影响，其症结在于立法对报刊社提供的弱保护。为此，在未来的转载法定许可制度设计中，应通过赋予报刊社享有契约机制下的专有出版权，或者立法赋予首发权，以及获得报酬权等方式来加强对报刊社权益的保护。 　　[关键词] 期刊 报纸 转载 法定许可 立法 　　[中图分类号] G2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3） 06-0055-04 　　[Abstract] Existing statutory licensing system for newspapers reprinted the interests of society constitute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realization of its crux of the legislation on the press agency provides weak protection. For this reason， in the next reprint statutory license system design should be given to the press agency under contract mechanism enjoy exclusive rights ， or the right to legislate to give the starting and the right to remuneration and other ways to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community newspapers. 　　[Key words] Periodical Newspaper Reprinted Legal license Legislation 　　我国转载法定许可制度肇始于1984年6月文化部出版局颁布的《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文出字（84）第8449号]（简称《试行条例》），该项制度原本只适用于期刊出版，至1991年《著作权法》施行后，报纸出版单位也拥有了以法定许可方式转载使用其他报刊已经发表的作品的权利。长期以来，在质疑转载法定许可制度合理性的观点中，绝大多数都认为这项制度没有使作者的权益得到有效保障，但是却漠视了相当部分的原发报刊社同样是“受害者”的不争事实。报刊社不仅对报刊享有整体的著作权，而且因为出版活动而享有邻接权，在转载法定许可制度的变革中除了要加强对作者权益的保护外，还要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改变对报刊社利益弱保护的立法状况，重构作者、原发报刊社、转载报刊社、读者之间谨慎的利益平衡关系。 　　1 报刊社利益在法定许可制度下受到损害 　　报刊社对报刊这种汇编作品享有整体的著作权。同时，报刊社还是一种重要的邻接权主体，对出版和传播作品中的创造性劳动与投资享有合法权利。但是从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来看，报刊社并不被赋予同样是邻接权主体的录音录像制作者、广播电台与电视台所享有的“许可权”、“禁止权”，在未获得作者授权的前提下不能主动行使转载许可权，或转载禁止权来保障出版作品的后续利益，“一次性”发行规模决定了报刊社的经济收益。相比之下，国外原发报刊社却可以行使许可权、禁止权，从其刊登的作品中得到长期的经济回报。比如，享誉世界的美国《读者文摘》中的作品都得到了原发报刊社的授权。当然，《著作权法》明确规定了报刊社享有的邻接权利，即“版权设计权”。然而实践中，这种权利的特征主要体现为“禁止”，而非“许可”，报刊社希冀许可其他权利。 　　报刊使用这种权利以获得经济利益并无太大价值，因为每种报刊都采用自己独特的版式设计来突出个性，一种报刊通过著作权交易取得另一种报刊的版式设计权的可能性较小。 　　我国《著作权法》根植于计划经济的土壤，当时认为报刊等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承担着宣传国家方针、政策的特殊使命，所以设置了转载法定许可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部分报纸、期刊社逐步成为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主体，其性质也由事业单位转变成企业。从趋势上看，今后大多数报刊社都将走上以市场谋发展的道路，依靠“特殊政策”扶植生存的报刊会越来越少。在此背景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对报刊的发展尤其重要。但是，转载法定许可制度构建了“搭便车”式的非公平竞争机制，使报刊之间形成不平等竞争。因为，转载报刊可以在支出极低成本的情况下，把原发报刊投入高成本出版的作品“信手拈来”使用，造成对这些报刊劳动成果的不合理侵占与剥夺。比如，在我国9000多种期刊中，文摘类期刊为200余种，相当于4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