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时期银行界关于合并联合的争议.docVIP

北洋时期银行界关于合并联合的争议 　　摘要：1916年、1921年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两次挤兑风潮，强力震撼了中国金融界，部分银行界人士将视野转向欧美，积极宣传欧美银行合并联合理论。这一理论传入中国后，一度引起中国金融界的激烈争议。银行合并联合主张的提出，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印迫切性、自救性和民族感。这一理论的提出，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不仅在银行制度建设思想上做出了大胆的尝试，对后世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北洋时期；银行合并联合；挤兑风潮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13）01-0081-08 　　一、引言 　　近代银行产生于15世纪，但其引入中国的时间却并不长。1846年，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中首次提到英国银行。之后，国人纷纷介绍西方现代银行理论，如洪仁玕、郑观应、容闳等。1897年，受西方银行理论的影响，铁路督办盛宣怀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其用人办事，悉以汇丰为准”。可见，自新式银行扎根中国大地始，西方现代银行的经营理念就影响着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而19世纪中叶，英国银行合并联合的浪潮，不仅席卷了欧美各国，同样也冲击着近代中国的银行界。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银行界对合并联合理论曾产生过激烈的争议，此次争议持续数年之久，不仅促进了近代中国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的发展，对于探索新的银行发展模式、规避金融风险，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目前学界对此专题的研究略显薄弱，程霖教授在《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研究》一书中概述了于树德等人的观点，但限于论著主旨及篇幅，未提及欧美银行合并联合浪潮与此次争议的关系，对于此次争议的过程及对中国银行界的影响，作者也是一笔带过。旭教授在《近代中国银行联合兼并活动探析》一文中，介绍了20世纪30年代前后官办、商办银行的联合兼并活动，认为行业竞争、政府非理性和政局动荡是其主要成因，全文却并未探讨欧美及中国银行界关于合并联合的争议。何一鸣等《制度变迁理论及其在中国的修正》一文也未提及此次争议活动。因此，笔者欲就此作一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二、银行合并联合主张产生的背景 　　1914年8月，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英、法、德、美等欧美列强，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此时正是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羁绊，奋发图强的大好时机。但热衷予做皇帝的袁世凯，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仅大举借债、耗尽国库，甚至还挪用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发行准备金，进而不断引起近代中国金融市场的急剧动荡。 　　中国银行成立于1912年2月，在1913年4月国会通过了《中国银行则例》，《则例》规定：“中国银行系国家中央银行”，额定资本6000万元（“元”，指“银元”，下文同），主要业务为代理国库、承汇公款、发行钞票等。交通银行成立于1908年，1914年国会修改章程，改股本为1000万元，并规定为国家银行，继续经理轮船、铁路、邮政、电讯“四政”的收支，同时承担发行钞票，分理国家金库，国内外汇兑等业务。既然中交两行为国家银行，当然免不了受政府行政命令的支配。据统计，1913年底中国银行发行额仅502万元，交通银行1914年底也只有893万元。但到了1915年底，中、交两行的发行额分别增至3844万元和3729万元。此时，中国银行为政府垫款1204万元，交通银行垫款4750万元，尤其是交通银行，其垫款额占其全部放款的94%，占全部存款的72%，此举为1916年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挤兑风潮埋下了祸根。 　　到了1916年初，社会上对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纸币的信心已开始动摇。3、4月间，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现金库存枯竭的消息传到民间，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交通银行，和广东、浙江等地的中国银行，纷纷出现挤兑。4月8日、11日，政府两次密电各地中交两行，将现银运京集中，由于交通阻塞及各分行的抵制，未能如愿。5月11日晚，政府下令封存北京中交两行现金71万两。12日，政府公布停兑令，宣布“自奉令之日起”，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所发纸币，“一律不准兑现、付现”，所有库存现款“一律封存”，“各省地方，应由各将军、都统、巡按使……严行弹压、禁止滋扰”。 　　停兑令颁布后，北京市场顿起恐慌，中交两行的纸币跌至六折。粮、盐、油、炭、日用品及洋货奢侈品价提高三四成，米价比原价增加了百分之五，金价每两50元增至80元，当铺则止当侯赎，商号则停止贸易，生意萧条，市况惨淡，最终酿成震撼全国的1916年“京钞风潮”。中国银行北京、天津、济南、热河、广东等分行，有些迫于政治压力（如京津），有些则是现金早被抽空（如济粤），不得不停兑，但上海、江苏、湖北、安徽、浙江、江西、湖南、河南等分行则继续兑现，维护了中国银行的信誉。而作为袁世凯政府“内库”的交通银行，迫于政治压力和现金短缺，不得不遵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