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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修辞学的源流与旨趣 　　]摘　要：　修辞学的当代复兴使法律修辞学从说服的技艺发展为实现裁判合理性的方法论，法律修辞学以关系本体论的法概念论作为理论前提，以论题学为思维方式，在知识属性上体现了分析学与诠释学在法律论证理论上的融合。法律修辞学是作为规范性的法律方法论，适应司法民主化的发展趋势，并使司法中的价值判断活动规范化，但法律修辞学在法律论证中的作用是有限度的，必须警惕修辞在司法过程中的负面作用。 　　关键词：　法律修辞学　法律论证　论题学　可接受性 　　中图分类号：DF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330（2013）01-0123-08 　　修辞学向其他人文科学的知识渗透成为其复兴过程中的重要发展趋势，在这一背景下，法律修辞学已逐渐发展为法律哲学研究的显学。但是，修辞学向来就处于某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知识纷争的漩涡中，法律修辞学的知识分布因而也呈现为零散化、碎片化的特征。可以说，法律修辞学在国内外学界并没有展开广泛研究，正如德国法学家哈夫特所说：“法律的言语行为，如法官判决，……起着重要的作用，这里打开了一个有意思的多学科工作领域，但在此地尚少有耕耘。”①一种拓荒性的学术研究必然从梳理其知识谱系、基本概念开始，所以，澄清西方修辞学的知识谱系，从而明确法律修辞学的源流与旨趣，对实现法律修辞学的知识整合和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一、法律修辞学的源与流[HT] 　　作为探究古希腊人如何使用语言的技艺之学，修辞学滥觞于古希腊政制更迭而导致的财产诉讼中。公元前471年—463年间，西西里岛的锡拉库斯发生的一次法庭诉讼活动成为历史上记载的首次大规模的修辞实践。当时，平民推翻暴政建立民主政体，纷纷涌上法庭强烈要求收回被剥夺的财产，在这次大规模的财产诉讼活动中，平民凭借能言善辩之士的法庭活动为其正当权益进行辩护。在法庭诉讼的需求下，古希腊产生了柯拉斯、梯西亚斯等早期的修辞学家。随着伯里克利推进古希腊的民主制改革和智者运动的勃兴，修辞学逐渐成为智者们传授的诸种知识科目之一，日趋发展成为专门的学问。但是，修辞学在其产生之初，其作为知识的合法性就遭到质疑。古希腊先哲柏拉图面对修辞学的活跃势头进行了苛刻的审视与抵制，在《高尔吉亚篇》中，柏拉图以苏格拉底的口吻批判了修辞学，否定了修辞学的真理价值。柏拉图并没有将修辞视为说服的艺术，而是将其视为通过华丽辞藻而哗众取宠的伎俩，将诡辩学派所宣扬的修辞术视为卑劣的、欺骗性的诡辩术。鉴于当时流行的修辞学缺乏对规范性的技能和科学性方法的关注，柏拉图试图发展并践行一种理想的或准理想意义的修辞学。因此，柏拉图在其《斐德罗篇》中又试图发展正义的、善良的真正意义上的修辞学。“这就要求修辞学必须在会话性论辩的协助下获取对一切事物的清晰概念，从而适切进入宣领观点、激发情绪、表现事物的合理境地”。②可见，古典修辞学已经具备将修辞术引入论辩领域的初步意识。 　　不同于柏拉图关于修辞学的欲说还休、欲扬又抑的修辞性论述，亚里士多德直接从正面肯定了修辞学的价值。他在《修辞学》中颇有见地地指出：“显然修辞术不限于任何一种确定的事物对象，而是和辩证法一样；而且它是有用的。它的功能不在于说服，而在于发现存在于每一事例中的说服方式。”③亚里士多德将修辞学区别于以获取确定性知识为目标的科学，将其视为以可能性领域为活动范围的技艺，从而将修辞术与逻辑学上的演绎推理区别开来。作为一种推理方式，修辞术是寻求支持或者反对某种观点的“或然推理”，不同于追求必然性和确定性的演绎推理。亚里士多德开启了逻辑学与修辞学知识分野的先河而被视为形式逻辑之父，又被视为论辩理论的开山鼻祖。同时，他通过对修辞学与辩证法交互关系的深度论述，将修辞学的范围限定于论辩领域。在他看来，修辞学与辩证法均是从普遍接受的命题出发而说服他人接受某一争议性命题的或然推理活动，但是，“事实的紧迫性将永远不会成为辩证法所关切的话题”，“成功的辨证论者要确立的……不是现实性，而是可能性；而在其之后的修辞所做的则是运用任何通过辨证而确定的立场……来说明其与谨言慎行的世界的关系”。④换言之，辩证法是进行修辞活动的非形式逻辑方法，是修辞活动展开的先决条件，而修辞学则使得这一活动与经验世界相关。 　　亚里士多德在哲学的意义上将修辞学定位为揭示论辩活动规律的学科，这使修辞学从实用性的技艺逐步发展为独立性的知识，修辞学不再被认为是实用的工具，而一度被认为是逻辑学的分支。然而，可惜的是，亚里士多德之后并未将修辞学的研究视野投放到人类的论辩活动中，而主要将视野投放在修辞的题材，诸如演说者、演说工具、演说类型和演说对象等方面。“后来的修辞学传统离开原来的方向，开始背离修辞与辩证紧密相关这一观点”。⑤古罗马发达的诉讼活动为修辞学的发扬与传承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修辞学一度成为古代罗马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