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贿赂相对人出庭作证豁免制度探讨 　　在贿赂犯罪案件中，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些证言往往来源于贿赂案件的贿赂相对人，然而，贿赂相对人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往往拒绝作证、不愿如实作证，或者隐瞒事实，甚至捏造事实，妨碍了贿赂案件的查处。虽然我国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证人强制出庭作证的制度，但这并不能解决贿赂犯罪案件中证人在侦查、起诉阶段拒绝作证或不如实作证的难题。如何让贿赂相对人放下各种心理包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以达到有力打击腐败行为的目的，我们认为在我国应构建完善的贿赂相对人出庭作证豁免制度。 　　一、贿赂相对人出庭作证豁免制度的界定 　　“贿赂相对人”泛指在贿赂案件中处于与受贿人相对地位的法人或公民，其外延包括但不限于行贿人。本文探讨的贿赂相对人出庭作证豁免制度既包括赋予作证的贿赂相对人免予出庭作证、质证的权利，亦包括对本应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贿赂相对人因如实作证而采取豁免程序使其免予刑事处罚的制度。据此，笔者作如下界定：贿赂相对人出庭作证豁免制度是指司法机关在追诉贿赂犯罪过程中，为取得用于定罪的贿赂相对人的关键证言，出于保护贿赂相对人的目的而准许其免予出庭作证、质证，或者为了追诉更为严重的犯罪，对本应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贿赂相对人做出承诺，在他们如实作证后，将免除其刑事责任的一种制度。 　　二、我国的制度现状及域外相关制度考察 　　（一）我国现行相关制度梳理 　　我国并未建立刑事豁免制度。实践中，司法人员唯有套用基于“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而形成的“自首”、“立功”的量刑制度，对具有自首、立功情节的犯罪嫌疑人在量刑上予以考虑，以期获得“知情人”的关键证言。然而这种做法并未形成一种制度，长期处于“于法无据”、“半地下”的状态，且各地做法不一。在贿赂案件中，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贿赂相对人主要为行贿人，其在受贿案中如实作证后能否最终获得减轻或免予处罚处于未定状态，这就加大了行贿人作证的心理负担，增加了获得证言的难度。 　　关于证人出庭作证方面，根据相关规定，法院可以强制证人出庭作证，而可以豁免出庭作证的仅限于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及子女。这种豁免制度带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豁免权利主体范围过于狭窄，排除了包括神职人员、医生、律师等因特殊职业而知情的人员，既与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不相符，亦破坏了基于职业建立的信任关系。其次，豁免权利内容局限。根据刑诉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及子女如果是知情人，仍负有作证的义务，只是不能被强制出庭作证，在侦查或起诉阶段，仍会被要求如实陈述证言。这与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亲亲相隐”的历史传统、价值观念及道德伦理相违背，不利于人性、人伦与人权的维护和保障。最后，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可能会导致强迫证人证实自己有罪的现象出现。修改后刑诉法增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但在有些犯罪案件中，特别是“一对一”的贿赂案件中，许多证人亦应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如果其如实陈述案情将自己的罪行亦一并陈述，会出现“强迫自证其罪”的现象。 　　（二）域外相关制度考察 　　对构建贿赂相对人出庭作证豁免制度具有借鉴作用的域外相关制度包括污点证人豁免制度及证人特权制度。 　　1.污点证人豁免制度 　　《布莱克法律词典》对污点证人豁免这一概念的解释是，“政府赋予证人不受刑事追诉的自由，从而获得证人的证言。”[1]污点证人豁免制度的核心内涵在于获取证人证言，并消除其因陈述证言而囿于刑事处罚的风险，对于本文探讨的贿赂相对人出庭作证豁免制度中行贿人豁免情形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英国是公认的污点证人豁免制度的起源国。在1806年的“英国上议院弹劾海军上将麦威尔勋爵”一案中，上议院做出了大胆的改革，通过签发令状豁免证人因作证对其产生的不利后果而获取重要证言。其后，英国的污点证人豁免制度逐渐演变成以证据使用豁免为主要类型的制度框架。根据英国1981年《最高法院法》第72条规定，任何人在依法律规定或法院命令在特定的程序中所作的陈述或自认时，不得在追究有关联的犯罪或者进行有关联的处罚程序中，用作不利于陈述人或其配偶的证据，但陈述人因伪证或藐视法庭而受到追究时，不在此限。[2]美国的污点证人豁免制度存在联邦与州的双轨制模式。联邦是证据使用豁免与罪行豁免交替模式，而各州根据自己的情况采用证据使用豁免模式或罪行豁免模式。 　　污点证人豁免制度产生于英美法系国家，但随着法律的交流，大陆法系国家也开始借鉴并移植该项制度，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德国。德国在1994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53条e项中规定：“……如果在行为后和行为被发觉前，行为人为消除对联邦德国的存在或安全或法定秩序的危险有所贡献的，经依照《法院组织法》第120条规定有管辖权的州最高法院同意，联邦最高检察官可以对这种行为不予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