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农村集体经济改革的若干思考.docVIP

深化农村集体经济改革的若干思考 　　摘 要：家庭联产承包是中国农村经济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具体经营方式，具有明显的历史阶段性。中国农村必须继续深化改革，顺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突出“统一经营”这一集体经济的经营层次，启动农村土地（耕地）“碎片整理”、综合规划和集约利用程序，尝试建立现代农村企业（农场），促进小农经济的彻底蜕变、农民个体的全面发展和城乡统筹的顺利推进。 　　关键词：家庭联产承包；经济体制改革；人民公社；现代企业制度 　　中图分类号：F32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3-0032-03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村经济的一种合作形式，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自1978年开始的联产到人、联产到户、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等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到1984年底已在中国农村全面铺开[1]。责任制的实行，推动了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经营方式的历史性变革，为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和整个中国的繁荣昌盛，作出了伟大的贡献。随着改革开放的纵深推进，时至今日，历时三十余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某些环节已经逐显弊端，日渐表现出其滞后的一面。 　　一、现状与问题 　　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在突飞猛进的同时，耕地急剧减少、部分土地荒废等现象不容忽视，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耕地撂荒严重 　　近年来，农村土地撂荒现象日益严重，影响农业稳定和粮食安全。农民普遍对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兴趣不大，仅在湖北省的滨湖村，2008年全村耕地撂荒面积达40%以上 [2]。据载，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重庆一个人均耕地不足1亩的贫困县奉节，全县举家外迁12 900户，39 370人，撂荒耕地40 660亩，分别占全县总户数、农业总人口、耕地总面积的55%、63%和46%，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户正准备举家外迁，撂荒耕地越来越多[3]。 　　撂荒导致耕地功能退化。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指出，2007年全国耕地面积为18.26亿亩，比1996年减少1.25亿亩，年均减少1 100万亩。劳动力缺乏是撂荒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光明日报曾报道，河北省崇礼县狮子沟乡西毛克岭村，如果不算留守儿童，村里常住的劳动力里，最年轻的是一对46岁的夫妇 [2]。 　　（二）种粮面积锐减 　　近年来，中国农资价格涨得太快，种粮成本太高，粮食种植现状令人堪忧。多地农民的种粮积极性面临新的挑战，生产资料涨价逼退农民种粮积极性，有些地方的农民基于经济效益的权衡，对是否继续种田犹豫不决 [4]。江西省余干县白马桥乡是国家级商品粮基地——鄱阳湖平原的核心组成部分，几千年以来都是一年种植两季水稻。2005年，除了发现告别三千年“皇粮国税”的当地农民流露出的对免除农业税喜悦之情外，还有一个现象不容乐观，就在这一年，一半以上稻田都改种一季。村民普遍认为，种粮没有任何意思，种植1亩双季稻，最多收获1 500斤，市场价不到1 800元，仅相当于外出务工1个月的收入 [2]。完全不种又觉得可惜，“对不起祖宗和传统”，“算了，勉强种它一季，心里好受些”。 　　粮食补助政策并不能激发村民种粮的积极性，垄断与市场的双重性挫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陕西省横山县波罗镇高家沟村，2004 年前，全村种水稻1 200多亩，人均1亩多，是地地道道的产稻大村，2009年全村水稻种植面积不足20 亩，五年时间，水稻面积减少98.33% [5]。中国粮食种植面积多有虚报现象。据报道，2008年，横山县雷龙湾乡上报水稻种植面积为9 000亩，但实际种植面积却不足2 000亩，当年减少到不足1 000亩，其中的雷龙湾乡沙峁村当年总共不足200亩，产稻大村黑河村，也只种百余亩稻子。此情此景令人触目惊心[5]。 　　（三）流转乱象丛生 　　从某种程度上说，出让土地的农民往往是弱势群体，流转双方大多以种植效益作为商定流转费用的依据，结果往往使承包农户吃亏。有的地方实行反租倒包，签订二级或三级租赁协议，租金兑付逐级传递，承包农户落成末级；有的地方村社干部行政包办，直接进行土地流转，并且作为甲方签订流转协议，致使农户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削弱和侵犯，合同是否公平，是否存在恶意串通也便不得而知，这也给乡镇和村社带来诸多的廉政和法律风险 [6]。 　　同时，大部分流转合同过于简单，有的只要寥寥四五十个字，一旦遇到市场风险等其他意外情况便无法处置。有的流转协议一次性给付租赁费用，且显失公平；有的协议在承包后期无法操作和兑现。重庆某地承包流转合同第二条为“承包时间从2005年5月1日至2035年4月30日”，第3条为“分配方案：前十年，每亩400元整，农户自行种植药材，后二十年，按产值比例分配，甲方占49%，乙方占51%”，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