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的文化教育政策.doc

第二节 汉朝的文化教育政策 秦王朝统治被农民起义推翻，中国历史进入汉朝。汉承秦制。封建统治阶级以维护中央集权专制王朝的根本利益出发，在摸索当朝治国路径的过程中，施行相对灵活的策略。表现在文化教育政策上，从汉初的推重“黄老之学”，过渡到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宏观政策的正式确立。 一、黄老之学与汉初的文教政策 汉朝初年，百废待兴。如何使国家机器、天下百姓从连年征战的重负中喘过气来，恢复和发展经济，使社会走向安定，是西汉政权面临的当务之急。统治者发现，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思想，不仅能否定秦的严刑酷法和横征暴敛，而且有利于节用民力、恢复生产，能适应当时“休养生息”的社会需要。于是， 从汉朝建立（公元前206年）到汉武帝即位（公元前140年）的六十余年里， 黄老之学在政治思想上和学术上居于统治地位。 汉初兴盛的黄老之学，与先秦原始道家已有明显区别，它依托传说中的黄帝，本于老子，将老子“道”挥、运用于社会、人生、政教方面。虽然主张“无为而治”，但已把老子的消极遁世思想发展成积极入世的治道。其实质是以道家思想为核心，兼采儒、法、名、阴阳等诸家学说，融会贯通，使其适应新建立的封建帝国之需要，从而为汉初的政教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黄老之学被汉初统治集团奉为国策，对学术和教育领域也产生重要的影响。其表现之一是废除了挟书律。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西汉政权正式废除了秦朝制定的“挟书律”，允许人们自由收藏、携带、讨论《诗》、《书》，从而开放了民间学术文化活动。“挟书律”的解除，激发了学者们传写、抄录书籍的热情，政府也采取一定的奖励措施鼓励私人将图书献给国家，或借给官府抄录。一时间，社会拥有的图书量渐增。 其次是开放私学。私学在秦朝受到严厉禁止。秦亡汉兴，朝代更迭，自然解除了秦朝对私学的禁令。私学由此逐渐复苏。 再次，“无为而治”的文教政策也使朝廷放松了对百家之学的钳制，为学术的繁荣提供了一种较为宽松的环境。汉初私学承先秦百家争鸣之遗风，传授的学术也不限一家一派。汉初以黄老之学作为政治的指导思想，道家思想由此流传甚广。学习与传授黄老之学者众，曹参、陈平、汲黯、直不疑等均以黄老之学身居要职，显名于世。汉初因学习法家、刑名之学而受朝廷重视的亦为数不少。尤其是儒学在汉初得到迅速恢复和传播，儒家经学的传授和研究随之蓬勃开展起来。 二、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 汉初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政治渐趋安定，经济日益繁荣，西汉王朝正走向鼎盛时期。同时，新的社会危机也正在酝酿之中。一方面，在繁荣景象的背后，赋税徭役加重，贫富悬殊加剧，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加大；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十分激烈，诸侯割据的潜在威胁增强，争权夺利以至谋反作乱的事件接连不断。黄老之学无力解决这些矛盾。同时汉初儒学经过复苏和发展，其影响民间和朝廷的力量日趋高涨。当汉王朝在寻觅一种更适应新时代的统一的意识形态时，儒学自然成为最佳的选择对象。公元前140年 ，汉武帝即位。此时进一步强化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治的条件业已成熟。不安于现状的汉武帝，断然采纳董仲舒的建议，推行“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 以治“春秋公羊学”而名闻天下的董仲舒在维护大一统思想原则指导下，融合阴阳五行之说，建立了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体系。董仲舒认为政治上的专制统治，需要以思想文化教育上的专制主义为辅翼，于是他从巩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的立场上，论证了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的必要性。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得以确立，国家政策和文化教育皆以儒术为本，儒学成为统一为指导思想。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确立，对中国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首先，“独尊儒术”宏观文教政策的实施，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学术统于一尊，孔子成为知识界尊崇的偶像，儒家经典成为士人必读的教条。尽管从实质上说“独尊儒术”与秦朝的“以法为教”都是一种文化专制主义的文化教育政策，都有限制学术文化自由发展的消极作用。但是，随着“独尊儒术”宏观政策的推广，儒家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逐渐深入人心，儒家的伦理道德教育在学校教育中占主导地位，并对封建社会的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儒家的伦理道德、纲常名教逐渐成为中国封建主义文化的核心。其次，随着独尊儒术局面的形成，儒家经学也在教育领域取得绝对控制权，并且成为知识和修养的象征。经学的昌盛有力地推动了学校教育的发展，教学目的、内容及教材空前地统一起来，学校教育基本上成了经学的教育。这是汉朝教育的重要特点，对后世历代封建王朝的教育也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再次，“独尊儒术”政策的实施，使得原先的诸子百家之争一转而为儒家内部的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争。古文经学为古代篆文书写，其特点是按字义讲经，训诂简明，不凭空臆说，偏重名物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