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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科技投入对于经济增长贡献的比较研究 　　摘要：文章以中美统计局发布的1978-2011年度统计数据为基础，建立了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分析了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中美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因果关系，科技投入是引起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2）在2000-2010年期间，中国科技投入每增加1%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0.938%，美国科技投入每增加1%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1.003%；（3） 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取决于以知识、信息、研究开发或创新所引致的规模收益递增、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长等核心内生变量。技术进步的内生化，促进了劳动力要素合理流动、提高劳动生产率。 　　关键词： 经济增长；科技投入；产业组织；内生性 　　中图分类号：F812；F224 　　一、引言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科技进步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929-1933年的大萧条让美国经济总量倒退三十余年，可是美国通过对机械制造、汽车运输、通讯设备等方面的改进与创新，仅仅使用8年左右的时间就恢复了经济总量，完成了高度集成化的工业技术领域，并且成为全球的经济强国；1973-1990年三次的石油危机使得美国引以为傲的机械制造、汽车运输、化学工程等高度石油依赖行业受到严重打击，可是美国通过对生物科技、电子信息、航天探索等领域的投资，不仅迅速恢复了元气，而且将产能消耗大、环境污染重的行业进行转移，大力发展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好的新兴科技产业，完成了产业领域内的升级换代，确立了在高科技领域的绝对优势；欧洲在科学技术改进与创新中同样受益匪浅，依靠现代机械制造、分子生物激素、跨领域材料分析、下一代电子通信网络等领域的一系列突破，为高附加值的产业转型打好了基础。由此可见，科学进步对于促进社会发展与进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极大地为人类生产生活创造了物质材料与经济收益，在推动经济总量不断增长的同时，提升了自身的产业结构与水平，进一步提高了产业水平与收益。当代国家的竞争力离不开对科技投入，科技投入对于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从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角度，研究中美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机制及其成因，为中国经济在“十二五”时期乃至未来更长时期的增长来源提供政策建议。 　　在测算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测算的方面，最普遍的一种就是1922年美国著名经济学数学家格布-道格拉斯的所创立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经行测定，通过对1899-1922年美国制造业的生产情况经行测算，他们认为生产函数的具体的形式是： （α0；β0）。其中，Y为产出，K为资本，L为劳动力，参数α和β分别为产出对资本和劳动力弹性；A为技术进步参数。C-D生产函数比较准确的描述出产出与资本劳动之间的关系，但无法直接测算出科学进步对于产出的具体贡献。之后，通过对C-D生产函数的不断完善，出现了线性生产函数、超越生产函数和固定替代弹性（CES）生产函数等。Solow（1957）指出，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分离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实证定量测量美国的科技投入对于经济的贡献大小。Danielsen（1962）依据增长速度方程对世界上十余个国家科技投入对于经济增长影响的情况加以分析，指出对于每个国家，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在55%～72%之间。关于中国科技投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的研究，多数文献支持技术投入对于经济发展、产业升级有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张军（2008）讨论了中国在5-10年内虽不能立即形成密集型的经济结构，但是依靠技术投入与学习，转向科技创新主导的发展模式并非遥不可及。胡鞍钢等（2005）通过中国科技实力的定量评估，认为2004年，中国科技资源总量占世界的7.09%，为美国和日本的1/3.4和1/2.1。中国科技在1980-2004年期间经历了跨越式发展，由世界新科技革命的落伍者转变成为科技大国。对外开放和科技全球化、市场、政府导向与经济高速增长的拉动是中国科技快速发展的四大驱动力。到2020年，中国有望由世界科技大国跻身于世界科技强国之列。陈劲（2010）指出，世界经济发展方式将加速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向转变，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都寄希望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抢占新一轮国际竞争的先机和优势，中国需要把握机会、抢占先机。林毅夫（1991）的研究发现，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但粮食单产能力只及日本的2/3，只有运用科学研究的方法研究解除农业增长的瓶颈资源约束的技术，才能增加稀缺资源的供给。 　　基于以上的文献我们发现，不同时期经济学家研究的对象、方法、角度与结论不尽相同，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如何评价科技投入对于经济增长影响的测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