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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后的世界经济：“变”字当头 　　2008年雷曼兄弟的破产，在宣布世界进入金融危机的同时，也宣告了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泡沫的破裂，世界发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①突然照亮了东方世界。危机后的5年来，世界主要经济体深陷衰退泥潭，新兴经济体引领增长后同样面临减速困境，全球经济在动荡中不断变革，国际经济战略格局不断调整，以合作为宗旨的全球经济治理在拯救世界的战役中被寄予厚望，承载着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艰巨使命。 　　一、全球经济权力转移加速 　　在全球化深度发展的时代，经济权力无疑是权力构成的最核心要素。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席卷世界，西方发达经济体利用主导世界经济秩序的地位极力推销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将贸易自由化、资本自由流动、汇率自由浮动、放松金融监管作为巩固经济权力的法宝，在建构资本主义“永久繁荣”大厦的同时，也触发了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在不经意间推动了全球经济权力东移的磨盘，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加速了这一进程，彻底动摇了全球经济治理的根基。 　　2008年底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虚拟金融的资本泡沫彻底破裂，实体经济资金链断裂，迅速波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引发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各危机国家政府债务风险提高、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增长乏力，宏观经济政策空间受到极大压缩。根据IMF 2013年10月公布的统计数据，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从2007年到2012年仅仅5年的时间，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的份额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并在未来的5年内还将较2007年降低约9—10个百分点。 　　由于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发展中国家没有完全遵循“华盛顿共识”关于放松资本管制的建议，避免了热钱大规模流动对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剧烈破坏，在危机后实现了逆势上扬，迅速提升了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实力和地位。中国超越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巴西超过英国成为第六大经济体，俄罗斯、印度进入世界前十大经济体。从经济总量上看，2010年，金砖四国GDP之和占全球GDP的比重为25.43%，占全球货物及服务贸易的比重为16.5%。2001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产出份额占到全球产出总额的37.71%，至2011年，这一数字成为48.91%，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逐步缩小，到2013 年该数字预计将上升到50.2%。从经济增量来看，在2000—2008年间，金砖国家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30%，与之前十年相比提高了14%，而G7的贡献率则从70%下降为40%。据IMF统计，按市场汇率计算，2010年全球产出增量达到49890亿美元，其中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加量达35941.5亿美元，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72%，其中“金砖国家”GDP增量为24617.9亿美元，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9.1%。根据IMF测算，2011—2016年，发达国家实际GDP年均增长率仅为2.5%，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将保持在6%左右。 　　同时在增长潜力方面，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走出经济衰退的主要引擎。以2009年为例，世界经济下降0.5% ，其中发达国家整体下降3.4%（美国、欧元区、日本和英国分别下降2.6%、4.1%、4.9%和6.3%），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仍增长2.8%，尤其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达到7.2%，其贡献主要来自中国和印度，两国经济分别增长9.2%和6.8%，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有鉴于此，全球经济发展趋势呈现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经济体向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权力转移。综合国家经济实力和发展前景，权力转移的方向可能是新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美、中两国所在金字塔顶端；第二层次是欧盟、日本、俄罗斯、印度、巴西所在的金字塔中段；第三层次是中小国家、非国家力量（NGO、跨国公司）所在的金字塔底端。 　　然而历史实践证明，任何一次权力转移进程都不是一条直线，全球化时代相互依赖的经济格局中出现的经济权力转移在和平的环境下将更趋缓慢，中间必然出现不断的曲折和反复。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2年的《国情咨文》中宣称：“美国仍然是国际事务中唯一不可或缺的国家——只要我是总统，我就打算维持这种状况”，这表明，美国在实力有所衰落的情况下，并没有主动放弃全球霸主的地位，更没有从重要国际事务中抽身的意思。虽然以购买力平价汇率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达到美国规模的3/4，而且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分析人士预测，中国将在未来5—8年超过美国经济。 　　为了迅速摆脱危机困扰，危机后的发达经济体对经济采取了空前的刺激政策，美版、欧版、日版的量化宽松政策先后登场，在刺激自身经济增长的同时牺牲了新兴经济体的利益。从近两年的经济数据上看，虽然世界性的复苏依旧迟缓，但发达经济体在经济刺激政策作用下出现了温和复苏的情况。2012年美国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