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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安乐死合法化的可行性探讨 　　摘 要 安乐死问题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涉及法学、医学、伦理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从1986年我国出现“安乐死”首例后，对于安乐死合法化问题就一直在争论。本文通过“李燕事件”首先分析了我国安乐死现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安乐死合法化可行性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我国安乐死未来发展趋势。 　　关键词 安乐死 合法化 可行性分析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11-280-03 　　2006年10月15，28岁的李燕在自己的微博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我爱生命，但我不愿活”，并发表了申请安乐死立法议案。李燕从1岁起便得了肌肉萎缩症，最终会导致肌肉和各种器官萎缩。到现在，她的全身只有头和几根手指能够微微活动，她说她每天都很恐惧，害怕爸爸妈妈都离开后，就只剩下她一个人，她说：“我必须死在父母的前面，否则我的生活会很惨，我会变的很脏、很臭、很难受，而且我那时侯的生活限制要比现在的限制多上百倍千倍，我承受不起更不想那样的死去，我很恐惧那样死去……。我惟独就有一个希望，那就是找到支持安乐死的立法代表，帮我向国家提交我的想法”。 　　李燕事件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社会各界纷纷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对于在中国实施安乐死合法化的意见和建议。到底中国应不应该将安乐死合法化，将安乐死合法化后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等等问题。 　　一、我国安乐死现状分析 　　“安乐死”一词来源于希腊文，所表达的意思是没有痛苦的、幸福的死亡。我国对于安乐死所下的定义为：对身患绝症、频临死亡的人，为了减轻其身体和精神所受病痛折磨的痛苦，在本人和家属的要求下，经过医生的认可，按照法定程序采取适当的措施，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结束自己生命的过程。 　　目前，我国安乐死行为仍处于不合法阶段。1986年陕西汉中“安乐死”案是我国首例安乐死案，1986年王明成的母亲被无法治愈的疾病折磨的痛苦不堪，看着母亲每天都活在痛苦中，王明成便向母亲的主治医生浦连升请求，给母亲施用药物使母亲无痛苦死亡。在王明成多次请求并表示自己愿意签字承担后果后，蒲连升开具处方，为其母注射了两支“复方冬眠灵”后死亡，事后王明成与其妹在遗产问题上产生纠纷，其妹将王明成和蒲连升告上法庭。王明成和蒲连升被检察机关以故意杀人罪提起诉讼，在法律对安乐死的规定还不明确的状态下，该案历经一审二审，最终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为由判决两被告无罪。 　　因为这件事，1987年起，我国法学界、医学界和哲学界开始了对安乐死问题的讨论。1988年、1994年我国召开两次安乐死学术研讨会并达成以下共识：其一，安乐死代表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其二，可以减轻病人的精神和肉体痛苦；其三，减轻家庭的精神、经济、情感和人为负担；其四，有利于社会卫生资源的公正、正确分配。然而到现在，我国的法律上对于安乐死仍没有定论，既没有给与否认，也没有承认。 　　二、安乐死合法化分析 　　（一）安乐死合法化的必要性 　　1.安乐死合法化是顺应病人意愿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人们越来越赞成安乐死合法化。“据《哈尔滨日报》报道，上海曾以问卷形式对200位老年人进行了安乐死意愿调查，赞成者占72.56%；在北京的一次同样的调查中，支持率则高达79.8%；另据《健康报》报道，有关部门对北京地区近千人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91%以上的人赞成安乐死，85%的人认为应该立法实施安乐死。”豍由以上调查数据可见，人们对于安乐死合法化是支持的，这样就使安乐死合法化拥有了很坚实的社会基础。 　　2.安乐死合法化是顺应伦理道德及人道主义精神的要求 　　贵阳市白云区卫生系统行政人员邓丽珠，因患直肠粘液性腺癌，被各种各样的手术和医疗措施活活折磨致死，时间长达几个月。邓丽珠因无法忍受病痛带来的无止境的痛苦，曾咬破、撕碎了几条被子，并先后自杀了两次，但都因及时发现，经过抢救活了过来。在整个治疗过程当中，从医生到护士到亲属，都知道邓丽珠病情严重，治愈希望不大，几乎为零，却还坚守着“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眼睁睁地看着她在漫长的剧痛中惨死而去。“救死扶伤”、“人道主义”的真正内涵，应当是帮助病危患者摆脱痛苦，而不是延长痛苦。坚守着不可救治的病危患者在痛苦挣扎中活活死去，才是最残忍最不人道的。 　　在面对亲人生不如死的病痛折磨时，更多人认为温柔的结束痛苦的死亡过程，比靠医疗设备勉强维持生命而延长病人的痛苦更符合伦理道德要求和人道主义精神。 　　（二）安乐死合法化的可行性 　　1.生命权决定人不仅要承认生命的神圣，而且要承认死亡的神圣 　　所谓生命权，是指保障人身不受到伤害和杀害，维持生命的权利。洛克在《政府论（下）》一书中指出，“生命权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