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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对内情报工作中的“人权困境” 　　长期以来，对内情报工作的正当性始终是各国争议的焦点，对于强调民主制度的美国更是如此。《独立宣言》中有这样的表述：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美国宪法修正案《权利法案》也对公民的各项权利作出了详细规定。尽管美国情报界根据宪政原则，在其各类文件及官方宣传中突出了对人权的重视和尊重，但在与公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对内情报工作中，却仍不可避免的出现了饱受争议的“人权困境”。 　　一、美国在情报工作与法律法规中突出“人权”概念 　　当今国际社会，维护和保障人权已成为一项基本道义原则，是否合乎保障人权的要求成为评判一个集体优劣或行为是否合法的重要标准之一。狭义的人权又称基本人权或自然权利，是指人因其为人而应享有的权利，其本质特征是自由和平等。广义的人权泛指个体所拥有的各类权利，其中公民权利是人权的延伸，主要强调人作为合法公民所应享有的权利，实际应用中常将“人权”和“公民权利”混用。“人权”观念是17、18世纪欧洲自然法理论发展的成果。18世纪末，根据哲学家约翰·洛克的理论，任何人都不应该损害其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这是自然法的一部分。 这种观点为美国1776年通过的《独立宣言》奠定了基础。 　　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国会在对情报工作调查后规定，国内情报调查应严格限制在违法行为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之时，这意味着国内情报工作的对象仅包括非法行为。1976年时任美国司法部长爱德华·列维颁布的指导方针指出，国内情报包括两部分，即国内安全情报、对外情报与反情报。 我们通常所说的对内情报工作，主要指国内安全情报工作。美国的国内安全工作主要负责对那些被称为“颠覆性的”或“反美的”团体进行调查，且只有在“这些团体或个人正在从事或可能参与暴力活动，以及违反或将要违反联邦法律的活动”时，才能对其展开调查。 这些法律法规体现了对人权的重视和，但这类规定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存在不同的实施标准，从而引发了诸多关于情报与人权的争论。 　　二、美国对内情报工作中的“人权困境” 　　9·11事件后，国家安全情报的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恐怖主义与以往的暴力运动不同，具有“无法谈判性”，且提出的要求更加荒谬、难以实现。因此，针对恐怖主义的情报工作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针对这种“不确定性”，决策层往往强调分析的集中化，而在情报界内部则更强调情报的搜集职能，即所谓的“实证主义”。面对恐怖袭击，美国通过法案拓展了情报机构的搜集权限，例如2001年通过的《爱国者法》，在为联邦机构提供更多执法手段的同时，也为政府更多干涉公民私人生活、侵犯公民权利创造了条件。事实上，政府这种“积极洗脱失职责任”的措施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对于“实证主义”的过分强调使搜集范围空前扩展和延伸，目标嫌疑人大幅增加，各类信息蜂拥而至，令情报部门侦测恐怖分子的工作更加困难。同时，这类举措使公民权利受到干扰的范围和几率进一步扩大，所谓的“安全”与“人权”间的矛盾更加凸显。 　　近年来美国颁布的一些对内情报法案令人权问题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例如，有法案提高了公民出具个人信息证明的频率，但这也容易陷入一个怪圈，即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过多介入容易引发其他疑问，从而暴露更多的个人信息。此外，停车检查等低级别的反恐措施以及通过虐囚获取情报等行为，也可能成为一种新的威胁。 　　情报流程的每个环节都可能出现权力滥用的现象。如果在分析或决策时缺乏对人权及道德的考虑，最终决定可能造成巨大的社会危害。 　　（一）对技术手段的依赖使情报机构面临“保护”与“破坏”人权的矛盾 　　全球反恐战争打响后，为了避免遭受恐怖袭击，“未雨绸缪”显得愈发重要。英美国家开始启用链接公开与私人数据库的“数据中枢”，旨在以侵犯部分权利为代价保护广义上的公民权益，现实生活中最常见的措施就是机场安检系统。这类系统的发展与人们对技术手段的盲从有很大关系。尽管此类系统有助于确认真正的安全威胁或使那些意图实施暴力行动的人打消念头，但也引发一系列疑问：这类措施真的有效吗，真的不带有歧视性吗， 　　恐怖主义的不对称性不仅体现在武器方面，例如劫持飞机、汽车炸弹等；也体现在情报斗争方面，如侦听私人通信（如移动电话、电子邮件和网络通信）虽然可以作为反恐技术手段之一，但容易被恐怖分子识别，通过频繁更换手机、使用电子邮件地址等手段摆脱监控，在此过程中无辜民众的隐私权也将受到威胁。因此，尽管技术手段有利于提高对内情报工作的高效化和精准化，但也存在打击面过广、不易识别欺骗手段等隐患。 　　（二）人力情报与审讯囚犯等手段的运用，使情报界面临公众的质疑 　　在民众内部缺乏人力情报资源，是导致美国9，11事件及英国7，7事件的重要原因。因此，充分运用人力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