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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容利益狭隘化:破解国家荣衰兴亡周期律的一种新解释 摘要：利益集团的利益包括狭隘利益与共容利益两种。利益集团首先是作为“经济人”而存在的。一般性利益集团往往关注的只是它们自身的狭隘利益，甚至为了自身的狭隘利益而不惜牺牲社会的公共利益。相比较而言，现代政党等典型代表性利益集团更具有共容利益，它们会更加关注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一般而言，执政集团在位初期更具有共容利益，但其共容利益往往会随着统治时间的延长而流失。当执政利益集团排除了共容利益，完全蜕化为自利的狭隘利益集团时，其政治合法性也就完全失去了，政权往往会被新的更具有共容利益的典型性代表集团所取代。古今中外的王朝更替和国家荣衰，都可以从中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在现代社会，理性的执政集团往往会通过意识形态教育、现代国家制度建设、限制分利集团、打造公共领域、增强公民能力等一些彰显公共理性的路径，以有效应对执政集团共容利益的狭隘化问题；并以不断增强执政集团的共容利益为基础，促进整个社会利益集团在寻求自身利益实现的过程中，在更大程度上彰显共容利益，走向公共理性，进一步促进社会的公平与和谐。 关键词：利益；狭隘利益；共容利益狭隘化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任何执政集团及其雄才大略的领袖人物，最终都只不过是历史舞台上的流星，“其兴也浡，其亡也忽”，谁也逃脱不掉荣衰兴亡的历史周期律。历代学者和政治家都试图破解王朝更替的历史周期之谜，但至今也很难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本文以奥尔森狭隘利益、共容利益理论为理论基础，在中外学界同仁研究的基础上，力图为破解王朝更替和国家荣衰问题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 一、历史周期律、狭隘利益与共容利益 学术界一般认为，历史周期律（率）是我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于1945年夏赴延安与毛泽东“窑洞对”时首次系统提出的：“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对此，毛泽东很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参见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45-746页。 。实际上，作为历史上一种司空见惯的政权更迭规律，早就为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注意到了。战国时期的荀子就提出了“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思想 《荀子·王制》，中华书局1954年版。 ，后被唐太宗发展为“君舟民水”说，以此解释我国古代王朝的治乱兴衰。基于对“君舟民水”的认识，唐太宗与大臣们反复探讨帝制王朝的治乱更替问题。对此，《贞观政要》一书有着多处记载：“太平之后必有大乱”，“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 参见吴兢《贞观政要·政体》，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更有战国时期的阴阳家邹衍创立了“五德终始说”，以自然界“金木水火土”之间的“相生相克”来诠释王朝的荣衰兴亡。从历代皇帝诏书的第一句话“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就可见“五德终始说”对帝制社会影响之大。当然，在传统社会里面，人们无法真正认识“历史周期律”发生的根本原因，往往会把周期性的兴衰治乱简单归结于“天意”与“气数”。他们认为新王朝的诞生是“天意”，而把旧王朝的覆灭谓之“气数已尽”。如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打出的口号，就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杜甫缅怀诸葛亮的诗里，也有“运移汉，终难复，志决身，军务劳”的诗句。 虽然造成政权更迭与王朝兴亡的直接原因是一些利益集团对国家政治权力的争夺，但利益集团对政治权力攫取的背后动机却在于利益驱动。由于政治权力是对利益分配和资源配置最有效的手段，因此，通过攫取国家政权并成为执政集团，是利益集团维护并扩大自身利益的基本目标。由于传统君主专制政体无一例外都是以垄断整个社会利益为目标的“家天下”政体，即使是执政集团在统治前期的“让利与民”，也只不过是换取民众对在位执政集团政治合法性认同的手段，从而达到表面上“不自私”而成其“大私”的目的。由此可见，如果执政集团过于看重自身利益，不再愿意同其他利益集团共享社会利益的时候，“城头变换大王旗”式的王朝更替就难免要发生了。这样，搞清“共容利益”（encompassing interest）与“狭隘利益”（narrow interest）观念及其二者关系，就比较容易解释专制政体下王朝兴亡的“历史周期律”了。“狭隘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