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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制度与经济增长的杂感 　　来到哈佛大学不久，我便发回一篇评论性的文章给上海的《新民周刊》。我这样做是在履行合同。2000年的第一天，我与在上海的另外三位著名学者(文化评论家沙叶新、社会学家邓伟志和法学家周汉民)共同与上海文新集团著名的《新民周刊》签约，由我们四位每周轮流为《新民周刊》的“一周谈”撰稿评论文章，题材各有偏重，《新民周刊》则以千字千元的标准支付稿酬。这个为期一年的合同虽然快到期了，但我并不想在年末违约。这自然是一个有效的制度了。在我发回的文章中，我要谈的也是制度的问题。因为我从“网”上看到了中共15届5中全会的会议公报，引发了我对制度问题的一些想法，一气呵成。过了大约一个月，《新民周刊》的金仲伟先生给我传来“伊妹儿”，对我的文章大发赞美之词，称其为“‘一周谈’创办以来最有影响的文章”。 　　我的文章可以说是“借题发挥”。这个“题”就是中共15届5中全会的会议公报。“公报”强调了中国经济在未来保持高速增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不足为奇;为了实现经济在下一个十年的高速增长，会议在公报中有这样一段话：“推动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必须依靠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要大胆探索，深化改革，突破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这句话显然把制度的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给予了充分地肯定，这也不足为奇。坦率地说，这几年，“创新”的重要性对于我们早已是深入人心。特别是这两年国人开始了解更多的关于“知识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