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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中韩海路文化交流述略 　　摘要：宋代中韩经济、文化交流均通过海路进行。宋丽海路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有佛教交流、典籍交流、人员往来等。宋丽海路文化交流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也体现出几个特点，即宋商在整个宋丽文化交流中起到了桥梁作用，是文化交流的使者；入仕高丽的宋人在高丽传播了中华文化，并促进了高丽文化的发展，实现了民族融合；而宋丽间的双向文化交流推动了两国的文化共同繁荣。 　　关键词：宋朝；高丽；海路；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8-0178-04 　　一、宋代中韩海路交流路线与形成原因 　　宋代与高丽保持着友好的外交关系与民间关系，官方往来与民间往来全部通过海路进行。北宋时期，两国的海上交通线逐渐由北南移，出现了一个空前发达的黄金时期。 　　北宋前期，即元丰年（1074）以前，宋与高丽的往来航线基本上采用传统的北路航线，山东半岛为基地，中心港是登州（今山东蓬莱市）和密州板桥镇（今山东省胶东）。即从山东半岛的登州出发，向东直航，横渡北部黄海，抵达朝鲜半岛西岸的瓮津（今朝鲜海州西南的瓮津）。另一个出海口，从密州板桥镇起航，出胶州湾，东渡黄海，直航朝鲜半岛西海岸。而高丽往来宋则从礼成港起航，在山东半岛的密州或登州登陆，再陆行至汴京（开封）。 　　然而，宋神宗熙宁（1068-1077）年间，宋与高丽的海上航线从北方转移到了南方，改途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远契丹”。当时，宋与辽处于南北朝对立局面中，且辽占攻势，宋居守势。考虑到登州、密州濒临辽境，发往高丽的船舶易受到攻击。于是宋元丰三年（1080），宋朝政府下令，凡“非明州市舶司而发过日本、高丽者，以违制论”。从此，北宋前往高丽的使臣，皆由明州（今宁波市）定海县出发，越东海、黄海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北上，到礼成港口岸，再陆行至开京。高丽人渡海到明州，再入运河北上至宋汴京。至此，南路航线便成为宋朝与高丽往来的主要海上通道。南路路程比较险远，不大容易往来，但如能利用季节风，也能快速到达。根据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宣和使团从明州港出发，到达礼成港共计28天，回程时，自礼成港发舟，返回定海县，“凡海道四十二日”。回程较去程多用14天，是因夏季，多逆风，因而比去程顺风要困难地多。 　　宋代海上通路发达与特殊的历史背景、造船、航海技术、宋商密不可分。 　　第一，宋代由于与辽的对峙，宋丽的往来只能利用海路，宋代海路已成为重要对外交通路线。北宋期间，因契丹（辽国）雄峙于中国东北地区，阻断了宋朝与高丽之间的陆路交通，宋朝前期主要利用北方的海路，后期主要利用的是南方的海路。大多数的高丽求法僧都是从海路往来的，他们搭乘的或是国使官船，或是公私贸易的商船。 　　第二，宋代发达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是宋丽海路文化交流的保障。宋代造船业无论是规模还是制作技术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当时已造出万石以上的大船。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曾在明州造两艘巨舰，“一曰凌虚致远安济，次曰灵飞顺济，皆为神舟”，人称“万斛船”，此船“上平如衡，下侧如刀，贵其可以破浪而行也”。①此外，宋代航海人也掌握了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航海技术，尤其是指南针的发明及其应用，为宋丽间的海路交通创造了客观条件。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就明确记述了船在大洋航行时，“视星斗前迈。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入夜举火，八舟皆应”。②这表明北宋末年指南针已在航海中广泛应用。 　　第三，由于陆路交通的阻隔，宋丽两国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在一定层面上受到了限制，但宋商不顾交通不便，不怕艰难险阻，频繁往来于宋丽之间进行贸易活动，即使官方断绝外交关系的年代，海路仍有宋商往来。 　　二、海路文化交流内容 　　1.佛教交流 　　高丽王朝建立之后对佛教采取了保护政策，高丽“国人好佛法”，仅“开成府有寺七十于区”。③宋朝建立以后修复寺院，皇宫内召集天下高僧，赐以紫衣，并遣僧侣去西域求法。由于宋朝皇帝的礼遇和重视，宋朝佛教得到了较快的发展。高丽为了发展本国的佛法，经常派使节请求宋朝赐佛教经典。宋太宗端拱二年（989），赠与高丽《大藏经》一部。淳化二年（991），高丽使韩彦恭转达高丽国王王治“求印本佛”的请求，宋太宗不仅赐以《藏经》，而且又赐以御制《秘藏诠》、《逍遥游》、《莲花心轮》。天禧三年（1019），高丽遣使者崔元信等入宋贡布求佛经，真宗则下诏“赐经还布”。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又特许高丽使者收买《大藏经》、《华严经》等佛教经典。④ 　　高丽入宋求法的僧人之中，义通、谛观、义天最为出名。义通（927-988），俗姓尹，字惟远，王族出身，晋天福年间（936-947）末渡海入华，受学于螺溪义寂，为义寂首座弟子。义通留螺溪约二十年左右，名声大作，想以此教传于故国，于是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