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学派游戏理论及其对学前游戏理论建构的启示.docVIP

精神分析学派游戏理论及其对学前游戏理论建构的启示 　　【摘 要】精神分析学派游戏理论主要阐述了游戏的动机、本质、发生周期、游戏与工作关系、游戏治疗等问题。涉及学前游戏理论中儿童与游戏发展、游戏本体论这两大核心问题域，也在某种程度上对游戏在学前教育中的地位、成人在游戏中的角色、游戏环境的创设方面作出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精神分析学派 游戏理论 学前游戏理论建构 　　精神分析学派的游戏理论最初由弗洛伊德提出，建构于精神分析学派基本理论之上，并随着这个学派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在百年的历史长河中，精神分析运动并非一帆风顺，弗洛伊德本人及其后继者不断地对精神分析理论和实践进行修正和变革，精神分析内部不断分裂与重组、演变与发展。[1] 至今，人们将由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包括其早期理论与晚期理论称为古典弗洛伊德主义。而对弗洛伊德进行修正，发展而来的新弗洛伊德主义主要包括以埃里克森、安娜?弗洛伊德为代表的自我心理学派，以克莱因为代表的客体关系学派，以霍妮、沙利文为代表的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和以鲍斯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分析学派等。 　　一、精神分析学派游戏理论的理论基础 　　精神分析学派的游戏理论最初由弗洛伊德基于其人格结构理论提出。他将人格结构分为“伊底”、“自我”和“超我”三部分。 　　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带有浓厚的生物性色彩，他最重视的是处于心灵最底层的“伊底”，代表人作为生物最原始的欲望和冲动，受“唯乐原则”控制、盲目地满足本能欲望，没有理性。代表着人的理性的是受到社会道德规则内化的“超我”，被“至善原则”支配。在弗洛伊德看来，“自我”是被动的、等待指令的、不具有能量的，是“本我”与“超我”的协调者。一方面，由于生物性决定，受“唯乐原则”操控，要满足“伊底”的欲望和冲动；另一方面，又要将其纳入社会道德所接受的行为活动中。所以，若平衡机制良好，人就拥有健康的人格；若平衡机制失调，就会引发心理冲突，产生心理异常。 　　弗洛伊德基于人格结构理论阐释儿童游戏，他认为“自我”的平衡机制，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游戏中获得的。[2] 笔者将其观点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游戏动机、游戏本质、游戏发生周期、游戏与工作关系、游戏在治疗中的运用。弗洛伊德奠定了精神分析学派游戏理论的基调，其后继者也从不同侧重点对他的游戏理论进行了继承、修正与完善。 　　二、精神分析学派游戏理论的基本观点与发展线索 　　（一）游戏的动机――“唯乐原则” 　　1.弗洛伊德：游戏的发生受“唯乐原则”的驱使 　　弗洛伊德认为，过去经典游戏理论的观点都没有突出游戏的“愉快成分”。他认为，游戏和其他的心理事件一样，都受“唯乐原则”的驱使。[3]“唯乐原则”体现在游戏上，一方面表现为创造出安全、虚构的环境满足儿童在现实中不能达到的愿望。另一方面表现为“强迫重复”，是对创伤事件的“掌握”，发泄消极情绪。[4] 例如，儿童常常在游戏中愿意主动重现痛苦经历：扮演医生为娃娃打针，扮演妖魔鬼怪，等等。在此过程中，儿童通过对痛苦经历的重现，以积极主动的身份不断重复、演练、最终宣泄消极情绪，“掌握”痛苦经历从而获得压力的释放与安全感。所以，“掌握”也是“唯乐原则”不同形式的表现。 　　2.埃里克森：“掌握”理论的积极发展――在游戏中解决发展危机 　　埃里克森修正弗洛伊德消极倾向的“自我”，强调“自我”的积极主动因素。与弗洛伊德将人格发展限定在儿童期不同，他提出“毕生发展观”，强调来自社会的要求和自我对发展危机的解决。“掌握”理论由此发展为对人格每个发展阶段危机的解除。基于积极的“自我”，他提出游戏可以帮助“自我”对生物性和社会因素进行协调和整合。[5] 在人格发展的八大阶段，游戏也可以帮助“自我”解决每个阶段的主要危机，帮助儿童从一个阶段向下一阶段不断发展。例如婴儿在与父母带有游戏性的互动中获得安全感。在游戏中，儿童可以不为自己的失败、过错负责，从而获得成就感、自信和自主感，克服自己的羞怯疑虑。 　　在人格发展阶段中，“俄狄浦斯情结”是精神分析学派探讨的重点。此阶段对应埃里克森3～6岁的“主动性―内疚”危机阶段。他同意弗洛伊德“俄狄浦斯情结”的说法，即男孩因为对母亲的爱所以对父亲表现出敌意，女孩则因为对父亲的爱所以嫉妒母亲。[6]儿童的这种行为必然失败并引起儿童的焦虑。成人需要理解儿童的这种发展危机，并用某种方式将其合理化，以帮助儿童获得主动性。游戏则为儿童创造了这样一个虚构的环境，通过对同性父母的自居的角色扮演来化解危机。在角色游戏中，儿童逐渐获得性别角色意识。 　　因此，埃里克森也格外注重学前期，又将其称作“游戏年龄”。[7] 在此阶段，游戏作为儿童的生活方式，是化解人格发展危机最有效、最自然的方式。积极的“自我”在游戏中获得充分机会而得以完善。 　　3.蒙尼格：消极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