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日新”：一对父母，一个学校.docVIP

北京“日日新”：一对父母，一个学校 　　在日日新学堂，无论上课还是下课，总能看到成群结队撒野和玩耍的孩子们：有些孩子在沙地里玩得满头满脸都是沙土，有些孩子在双杠上爬上爬下倒挂金钩，老师们通常不会阻止孩子玩耍，而是陪着他们一起玩。“自由自在对成长而言是必须的，我们尽可能减少安全隐患，玩耍总会有一定风险，但这并不能成为剥夺孩子成长的理由。”王晓峰说。 　　九月的北京秋高气爽，沿着沙河水库南一路向东，穿过小沙河村，便可见到一座“渥丘园”。没有路标，没有校牌，一座游离于传统教育之外的家长互助式学校“日日新学堂”便掩映在这座150亩地的园林里，犹如北京郊外的世外桃源。 　　除了种着果树的山丘外，学校里有好几片属于不同班级的菜地，种植着各种有机蔬果。教室外墙是不加任何粉饰的粘土红砖，木结构的教室和实木地板营造出温馨的浅黄色，裸露出原木自然的肌理。玻璃窗户低矮到可供学生攀爬出教室，这是为了应对突发事件而特意设计的，学前班的教室里设有榻榻米，几棵植物在阳光下青翠欲滴。 　　中午12点半，两个斜挎着“日日新邮政”绿色挎包的三年级女孩蹦蹦跳跳地出现在走廊里，两人掏出钥匙，打开门卫旁那个四四方方的邮箱，取出了4封信。信封上的邮票由不同班级自行设计，孩子们忙不迭将信封拿到一间教室，几个男孩围在桌前给每封信盖上红彤彤的邮戳和日期，这些信再由“邮递员”转交到收信人手中。 　　孩子给孩子写信，孩子给老师写信，老师给孩子写信，家长给老师写信……日日新学堂的邮局用书信传递着返璞归真的交流方式，试图在信息碎片化的时代重新建立起孩子们对写作、表达的乐趣。 　　在家读小学 　　2006年，王晓峰、张冬青夫妇面对了人生一次重大的抉择。他们决定让孩子在家读小学。 　　王晓峰、张冬青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他们自认为是高考制度的受益者，上世纪80年代初上了大学，后来王晓峰在一家杂志社做编辑，张冬青则在高校做大学语文老师。女儿是他们第二个孩子，老大比她大11岁，当时已经上初中了。 　　夫妇俩有一个简单又模糊的教育理念，他们希望孩子能够快乐、健康、学以致用地成长。可是，刚从幼儿园毕业的女儿明显不够快乐，举手投足都小心翼翼，充满畏惧。王晓峰告诉记者，原因是幼儿园老师对纪律要求很严，不听话的孩子常常会被老师用关厕所等方式惩罚，女儿虽然乖巧，但多少受到了同伴被惩罚的影响，害怕去幼儿园。最初他认为，对幼儿园的恐惧是孩子的问题，孩子应该努力去适应环境。但他们面对孩子上小学时，两人想到一种新的教育方式：在家上学，希望以一种不同的教育方式陪伴女儿的成长。 　　为了让孩子有更多玩伴，一个朋友建议他们可以考虑邀请一些同类家庭一起办学。王晓峰便把自己的想法在小区的社区网上发布了招募帖。没想到，此帖引起了很大争议，不少家长表示质疑，劝告王晓峰不要拿孩子做试验品，甚至还有人指责他“开历史倒车，恢复私塾”，也有少数家长表示支持。那年“五一”过后，二十多个对在家教育感兴趣的家长聚集在一起，反复开会讨论家庭教育的可行性，摇摆不定的家长居多，大家讨论来讨论去，都说不出所以然。王晓峰在2013年8月24日举办的一个多元教育研讨会上回忆当时的情景：“后来我说老开会不是办法，我们总是要有行动，我说这样吧，找一个周末交钱，以交钱为准，我们就开始行动，租房子，请老师，安排课程等。我们就找了一个周末，从早晨一直等到晚上，一个人也没有。” 　　8月30日，离正式开学仅剩两天，王晓峰按捺不住了，决定行动起来。包括他在内，最终有4个家庭加入进来，每家凑了一万元，在回龙观租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请了一名专职老师和一位生活老师，取名“日日新学堂”，语出《大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女儿在家上了小学，王晓峰发现，她明显活泼起来，自己办了学，才知道学校生活可以让孩子快乐。 　　自然而然的教育 　　2013年9月的一个周一，上美术课的四年级的学生正在室外写生。三两个男孩趴在草丛里逮着蚂蚱，一个女孩在菜地边捡到了一只未成熟的青瓜，另一名女孩夹起画板坐在草地上，用铅笔描绘着阳光下一根狗尾巴草的倒影。 　　“画此时此刻你们内心的感受，而不是你们眼睛看到的东西。”美术老师对孩子们说。此时，玩累了的几个男孩也慢慢坐了下来，拿起画笔，面对一样的风景，画出完全不同的世界。 　　与传统学校不同，日日新学堂开设了五大类别的课程。有古典诵读类的人文课程，有科学课程、艺术课程、体育课程，最不同的是，还有社会调查、科学考察、参观、劳动、游学等社会实践类课程。 　　在生活美学的课堂，孩子们跟着老师一起坐在榻榻米上学习茶道；美术课上，孩子们用颜料玩印染、用石头做雕塑、树叶做贺卡，甚至在脸上画彩绘；课间操时，孩子们用中华武术替代了传统学校的广播体操；历史课上，老师用情景式的教学手法带孩子们从21世纪穿越回山顶洞人的世界，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