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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检察权在刑事和解制度中的刚与柔 　　【摘要】检察权在性质上属于法律监督权，检察权的设立分化了司法权、行政权，有利于最终达到依法治国的目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检察机关不但要保证法律实施的公平正义，更要承担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职能。“过刚者易折，善柔者不败”，在力求社会和谐的大背景下，检察权也应不断探索“柔性执法”，刑事和解制度制度便应运而生。刑事和解是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案件解决方式，检察权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检察权 刑事和解 酌定不起诉 　　检察权在性质上属于法律监督权，它伴随着我们国家民主法制化进程的推进，干预、制衡国家其他权力，特别是制约司法权、行政权的实施，我国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独立的检察权。所谓检察权的“刚”，即为检察权不受任何行政机关、个人的干涉，要求严格依照宪法和各项法律法规办事。检察权的设立分化了司法权、行政权，有利于最终达到依法治国的目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检察机关不但要保证法律实施的公平正义，更要承担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职能。“过刚者易折，善柔者不败”，在力求社会和谐的大背景下，检察权也应不断探索“柔性执法”，刑事和解制度制度便应运而生。[1]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产生 　　刑事和解是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案件解决方式，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形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后，国家专门机关对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者从轻处罚的一种制度。[2] 　　刑事和解这一概念自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争议，反对者认为“赔钱减刑”最易招致质疑的原因归纳起来有三：一是同罪不同罚，有违法律的平等适用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二是严重削弱了刑罚的惩罚与预防功能；三是容易新生司法腐败，可能导致纵容犯罪，造成社会不稳定。本文并不打算过分纠缠于一种制度的是非本身，是希望以一种更加客观与现实的态度来观察酌定不起诉制度在基层实践操作中的效用。 　　二、酌定不起诉制度的作用 　　（一）酌定不起诉制度能取得“和合”的社会效果 　　事例：2011年9月，被害人吴某、夏某等人因本市安浜小区绿化工程事宜，多次找到单某谈判，并干扰其工程正常施工。同年9月22日中午，单某与其子单乙、周某又与被害人吴某、夏某、俞某因工程承包问题发生纠纷，后双方扭打过程中，单乙、周某持武士刀，单某持菜刀将吴某、夏某、俞某砍伤。造成吴某、夏某受轻伤，俞某受轻微伤的法律后果。案发后，单某、单乙、周某被刑事拘留，后又转为取保候审，单某先后多次前往本市信访局、政法委、市委市府上访，要求对其三人从轻处理，此举也惹恼了被害人吴某，并拒绝接受民事赔偿。 　　本案的调解过程虽然较长，但是最后取得了双方满意的结果，检察机关也对吴某多次骚扰工程正常施工的行为予以了批评教育，双方取得了互相理解。这也是符合了刑罚的目的，其不仅仅是传统的对犯罪人的惩罚，而且也是强调对犯罪所破坏的社会关系的恢复。基层的检察权除了要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同时还要维护社会的稳定，基层就好比是大厦的基石，只有基层稳固，社会才能发展，故而处理基层的刑事案件，也不能完全一刀切，要注意考虑社会影响。古罗马人将法律定义为“公正与善良的艺术”。在他们看来，有时候司法在处理问题时，并不一定要有非常明确的是与非，其所解决的无非是一种平衡术。[3] 　　（二）酌定不起诉制度符合被害人的意愿 　　传统刑法观念上，犯罪被认为是对公共利益的侵犯，是与统治关系的对抗。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代理人，理所当然应该地站出来行使刑罚权，并以此维护社会秩序，而相比较遭受了损失的被害人，有时候他们的意愿不在于让犯罪者“吃官司”，而在于弥补他们的人身财产损失。过去检察权实施过程中，也常常忽视了被害人的声音，虽然有力惩治了犯罪，有时却造成了更深的社会矛盾。新《刑事诉讼法》第99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刑法》第36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这是法律赋予被害人的权力。在刑事诉讼中，不同的主体诉求不同，而最应该倾听的是被害人的诉求，笔者认为刑事和解是被害人和施害者的互动，被害人既然给予了谅解，社会和检察机关也应当给予其更多宽容。 　　事例：2011年11月，陆某与被害人陈某因车辆碰擦发生争执，后相互殴打，陆某脸部多处受伤。当天下午，陆某赶到被害人陈某家中，对陈某实施殴打，致使陈某嘴唇、牙齿等多处受伤。经鉴定，陈某所受损伤已达轻伤。双方达成和解协议，陆某一次性支付被害人陈某5800元赔偿款，检察机关对陆某作出不起诉决定。透过本案我们可以发现，刑事和解是一种合意性的纠纷解决方式，而修复被犯罪所损伤的社会关系、关照被害者的切身利益则是这一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