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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重德思想与公民意识教育 　　摘要：作为公民意识教育的重要资源之一，传统重德思想的作用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以民本为基础的传统德治思想、执政理念和伦理修养等，为公民意识教育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传统重德思想否定个人权利、强调等级观念、夸大道德的政治作用等是一种与公民意识相悖的思想。我们应当立足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的背景，用现代公民社会的权利意识、平等意识、公德意识取代传统社会的奴仆意识、等级意识、私德意识，从而实现对传统重德思想的扬弃和超越，逐步推进公民意识教育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重德思想；公民意识；权利；平等；公德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充分表明了公民意识教育的重要性和党对公民意识教育的重视。我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礼义之邦”，批判继承传统重德思想的优秀内容，实现传统重德思想的现代转型，是构建中国特色公民社会的重要课题。 　　一 　　重德思想是指把道德作为主要的治国理念和手段，利用道德的内在约束力来协调社会各方面关系，从而达到稳定社会的一种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化，丰富多彩、厚重精深、影响深远的传统重德思想渗透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在政治和教育两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第一，政治上施行德治。 　　德治起源于西周。《礼记·表记》说“周人尊礼尚德”。孔子提倡“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篇》）。孟子主张“施仁政于民”（《孟子·公孙丑下》）。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要旨在于“以德治国”“任德而不任刑”（《汉书·董仲舒传》）。这一主张被汉武帝接受后，汉朝确定并实行了“务德教而省刑罚”（《汉书·礼乐志》）的方针。《唐律疏议》是中华法系代表性法典，它在开篇中强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此后，“德主刑辅”逐渐成为历代王朝相沿成袭的治国方略。 　　传统德治思想最突出的表现是“以礼入法”。[1]“礼”是中国传统社会行为规范、典章制度和礼节仪式的总和。它渊源于远古社会的祭祀，初步形成于西周，再经儒家的整编最终确定。因其旨在维护宗法血缘关系和宗法等级制度而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最高道德要求。“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使得“礼”成为“法”的指导原则和理论基础，“以礼入法”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的必然。 　　“以礼入法”的主要表现：其一，将“德”的抽象准则具体落实到现实政治中。西周形成了“明德慎罚”的法律思想；《秦律》规定“父盗子，不为盗”；汉朝正式把“亲亲得相首匿”作为刑法原则确定下来。此原则是指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首谋隐匿犯罪行为,不予告发或作证。[2]《唐律》进一步扩大罪犯亲属相互“藏匿”的范围；直至近代，中华民国的法律也还有类似的规定。上述内容来源于孔子“仁孝之礼”。有人问孔子：“父攘羊而子证之”，是不是“直躬”？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其二，儒家经义成为决狱和法律解释的依据。董仲舒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供廷尉决狱之根据。东汉学者马融、郑玄、应劭等人亦著书以《春秋》决狱，东汉王朝进一步确认他们的解释具有法律效力。上述情况表明，从汉代开始，中国法律已走上了“以礼为体，以法为用”的法律儒家化道路，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增补和充实，进一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封建法律体系，再经隋唐二朝的司法实践，终于成为中国古代封建法律的正统。唐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一准乎礼”。所谓“一准乎礼”，就是完全以儒家礼教纲常作为法律的指导思想。[2] 　　传统德治思想的核心是“民惟邦本”。孔子继承商周的“敬天保民”思想，创立“仁学”。他说：“大畏民志，此谓知本”（《大学》）。这一思想被后代学者概括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古文尚书·夏书·五子之歌》）。孟子最光辉的思想不在于提出“贵民论”，而在于创立“放伐论”。他认为民众有权将那些“残贼仁义”的独夫民贼杀死、流放。荀子提出“民可载舟覆舟”之说，承认人民具有推翻统治者的力量。秦汉以后，“民惟邦本”的思想获得更加广泛的推崇，成为历代明君贤臣“治国安邦”之圭臬。如唐太宗李世民就常以此警诫自己，常说：“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位期间，他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让老百姓休养生息的开明政策，从而在战争的废墟上创造了贞观之治的奇迹，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全面繁荣的坚实基础。 　　第二，教育以德育为首。 　　原始人类通过祭祀祖先的仪式和颂歌的形式，向氏族或部落成员传授有关先民的行为规范、道德标准和英雄业绩，这是德育的萌芽；西周形成了以“六艺”为主要内容的贵族教育制度。作为要求学生掌握的六种基本才能，“六艺”是指礼、乐、射、御、书、数六种基本才能，其中“礼”作为道德规范的教育居于首要的地位。从汉代开始，历代公私学校都把德育放在首位，一直传承至今，只不过德育的内容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变更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