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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厅城的类型与特点研究 　　摘要：“厅”是仅在清代长期并较广泛存在的一种地方行政建置形式，由其而出现的厅城群体，无疑在清代全国城市中占有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厅城作为一个整体，在普遍具有的“难治”与“过渡”两大特征的基础上，按照性质和功能又进一步可将之分为边疆类、经济类和内地战略要地类三大类型。三类厅城各自都有突出的特点，在三个有一定联系但也有明确分野的方向上，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社会经济发展与转型、区域以至全国城市网络体系发展与完善、边疆与内地的持续拓展开发等清代城市时代形成的推进，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关键词：清代；厅城；类型；边疆类；经济类；内地战略要地类 　　作为一种地方建置形式，“厅”建置制度在明末政府加强对西南民族地区治理中形成雏形，于民初“废府存县”时经民国政府法令取消而终结。除在清代以前及之后非常短暂的时期存在外，基本是清代独有，并贯穿清代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地方建置制度。研究这一制度及其运作下的城市，对研究清代城市群体和个体发展状况，及清王朝城市设置、建设和管理政策，有非常重要和独特的意义。 　　现有关于清代厅城研究，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是对清代“厅”地方建置制度和厅城建置沿革的研究，二是对清代一些单体厅城及部分区域厅城群体的研究。相关研究者在取得显著成果的同时，也存在明显不足，主要表现为现有研究集中于“厅”建置制度和厅城建置沿革发展演变，而对全部厅城群体的类型、性质和功能缺乏全面探讨。本文尝试就这一问题进行专门研究，以就教于方家。 　　一、清代厅城的发展概况与类型 　　“厅”制度初步酝酿于明代中后期。“厅”名称首次出现是明末平定土司奢崇明乱后设立的四川省叙州府叙永厅。清初平定中原后，在叙永同知驻地进一步推行城市建设，并不断在全国各地设立新厅，进行各项相关建设，使厅城作为新的建置城市群体逐步发展，至雍乾时期归于定型。“厅”建置制度和由之产生的厅城群体，从开始出现就反映出对原城市网络体系中，因各种原因新出现的、按城市建置旧制又难以解决的缺漏，以制度和城市实体加以弥补的趋向，为此后制度完善和城市群体发展，铺设了轨道。 　　清代除继承明代府下辖厅方式发展出“散厅”建置模式外，还创立了直属省级行政单位的“直隶厅”制度。清一代，先后有97直隶厅(19个由散厅升，2个一度为散厅)，113散厅(3个由直隶厅降，2个一度为直隶厅)。虽作为具有强烈过渡性的建置模式，相当部分城市在“厅”建置下经历的时间都不长甚至很短，但清代约二千个地方城市建置单位中的约十分之一都曾采取过此模式，可看出这一基本为清代独有的地方建置模式，对清代城市设置、建设和发展的显著影响和意义。 　　清代厅城经历了不断发展的过程。顺治初仅明末设立的叙永1散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底定中原时增至7散厅。“盛世”期间，因疆土开拓、社会经济恢复发展，及改土归流、开放海禁等地方行政措施调整，新的建置内城市大增，对此趋势具独特推进作用的厅城随之猛增，乾隆末年达20直隶厅、65散厅。嘉道年间，清王朝进入多事之秋，因农民战争和少数民族反清，统治者在四川、陕西、湖南、贵州、广东等省有关战略要地，作为“善后”，新建和改设厅城，鸦片战争前夕共31直隶厅、74散厅。进入近代，民族危机不断加深，清廷统治危机日甚一日，而新的社会经济因素日渐发展，边疆危机进一步加快边疆建设步伐，推动厅城进入又一发展高峰，至宣统末年是62直隶厅、90散厅。新设建置内城市不少采用“厅”建置模式，统治者所感觉到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战略地位重要的州县往往改为厅，同时部分建设成熟或战略地位下降的厅又改为府州县。作为具有高度过渡性的建置城市，厅城群体发展对整个清代城市发展发挥了突出作用。 　　清代厅城地域分布，清初仅存在于四川一省，清王朝底定中原时出现于西南各省和甘肃、福建，“盛世”后扩展于东北至吉林、东南至台湾、西南至云南、西北至新疆的全国大部分省级行政区(包括直隶、山西、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十四省，盛京、吉林两军府，当时台湾各厅属福建，新疆地区和西宁府各厅属甘肃，内蒙古各厅分属长城南沿线各省)。嘉庆年间，广东开始设厅。清末，全国除山东、安徽两省和西藏、外蒙古两藩部外(当时西宁府各厅属甘肃，内蒙古各厅分属长城南沿线各省)，各省级行政区都设立厅城。厅城从一隅迅速走向全国，经康雍乾“盛世”和近代晚清两度发展高潮，至清末厅制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地方建置制度。 　　清代全部厅城作为整体，突出反映“过渡”和“难治”的基本特征。清代先后曾经立设之厅具相当规模，遍布于两省两藩部以外全国所有省级行政区，除具备这两个共同特征外，同时也具备其他显著特征。据这些较个体化的特征，对整个清代全国厅城按性质和功能分类，可分为边疆类、经济类和内地战略要地类三类。 　　二、边疆类厅城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