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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村失地妇女的研究现状的梳理 　　一、引言 　　土地是农村劳动者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亦是农村人口的基本生活来源。在农村地区，拥有土地便意味着稳定的生活保障和收入来源。现在的中国正处于城市化的推进时期，城市化意味着人口离开乡村土地，迁入城镇和城市1。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失地农民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令社会各界都十分关注的一个新问题2。但是在笔者看来，从某种角度来看，农民失地问题其实并不是一种新的问题，在农村地区有一个群体的失地问题已经隐性存在了很久。 　　关注农村地区的农民失地问题，有一个本不该被忽视，但在多数情况下却被忽略的群体――农村妇女。农村妇女是当前我国农村的主要劳动力，她们的土地及相关权益状况如何，与农村家庭的生活水平、社会保障、创业就业以及基层妇女参政等问题息息相关，事关妇女与经济社会的同步发展，因此，失地的问题事关农村妇女最关心、最紧迫、最现实的利益问题3。 　　查阅现有资料，笔者发现，关于失地农民的研究是最近比较热点的研究问题，目前关于失地农民的研究非常之多，但是却多是从男性的角度出发，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女性的声音。但是，忽略并不代表没有问题。随着农村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从土地承包权利衍生出的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权、土地征用补偿利益等财产权益，已经成为农民的另一主要经济来源和生活保障。但是，不容回避的现实是，部分农村妇女一直没有享受到土地承包权及衍生权益，从而不能成为改革背景下的受益者4。 　　在本篇文章中，笔者通过对现有研究的文献回顾与梳理，总结了目前农村失地妇女所面临的现实状况，并运用社会性别的视角来探析这一群体现状的形成机制。 　　二、失地妇女的现实状况 　　妇女的土地权利受侵害已经成为近年妇女发展中一个日益突出的问题。全国妇联2011年的一项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在被调查的农村妇女中77.7%全部失地。其中，67.7%的人之前曾经有过承包地，10.0%的人从来没有承包地，22.3%的失地妇女现在还有部分承包地5。 　　尽管《妇女权益保障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均明确规定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但事实上，妇女并没有真正享受到此项最基本的权利，不同法律之间的漏洞是出现此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在征地补偿及其安置措施方面，《土地管理法》、《农业法》、《民法通则》、《物权法》、《村委会组织法》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等法律，缺乏对男女平等原则和对妇女特殊情况的规定，忽视了家庭成员的流动及增减变化与“稳定”的土地关系之间的矛盾，没有预见到婚嫁不平等的传统观念对妇女的不利影响，因此，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土地被部分或全部征用后，失地妇女在土地使用、货币补偿、安置措施、社会保障等方面，难以实际获得平等的资源和机会6。 　　总结现有的研究资料可以发现，关于农村妇女不能获得土地的情形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八种：以村民代表会议或者村民大会决议、村委会决定或村规民约的形式剥夺妇女的土地承包权和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权；出嫁之前的未婚妇女被视为“待嫁妇女”不能获得或不能完整地获得承包土地及其收益；对“上门女婿”不分地或者少分地，甚至连女方的土地也被收回；在关于土地增值或者福利分配上，对出嫁女、离婚丧偶妇女不分或者少分；与外村人结婚的妇女则被视为“出嫁妇女”被村里收回其所承包的土地；农村妇女与非农户口者结婚后，其承包土地及其土地收益权被村里视为“自动”丧失；离婚和丧偶再婚妇女的承包土地被夫家强行剥夺或被村集体按照村规民约“合法”收回等。 　　三、谁动了她们的土地――现象背后的原因探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来保障女性的权益。1998年，我国实行了第二轮土地承包政策，在《农村土地承包法》中明确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妇女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但是，十多年过去了，为什么今天的农村妇女最基本的土地拥有权利却依然得不到保障呢？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状况呢？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笔者发现，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固然是造成农村妇女失地的因素，但是，现有的社会性别意识与性别角色分工则是最大的关键因素。 　　（一）社会性别秩序 　　人生活在社会中，每个人都会经历社会化，需要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内化社会的文化和价值规范，慢慢塑造一个合乎社会规范的“社会我”。在这样成长的过程中，基于生理性别上的差异被慢慢扩展到其他的社会生活方面，于是逐渐形成了社会性别和基于性别而产生的角色期望。社会性别的社会化极其有力，一旦被“指派”了某种社会性别，社会就会期待个体行为举止像个“女人”或“男人”7。 　　鲍勃康奈尔曾经运用社会性别秩序这一概念来阐述社会性别。在他看来，社会性别关系是由男权制权力所决定的，从个体层次到制度层次，各种类型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安排都是围绕着一个核心前提：男性对于女性的支配。在康奈尔看来，普通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