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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问责：权力异化风险的阻挡器 　　摘要：权力一旦异化，便不可避免地给公民权利造成侵害，成为残害人民的工具。权力的行使和相应责任的承担是一致的。宪政体制下的行政问责制是责任政府的实现机制，是对运用公共权力的行为及其结果追究责任的一种制度安排。尽快地完善行政问责的相关立法，制定一部全国统一的《行政问责法》，已成为行政问责制度化建设的重要议题。 　　关键词：权力异化；有限政府；行政问责制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3）09-0273-03 　　一、权力的异化风险 　　“异化”一词，德语原文是Enffremdung，英文翻译为Alien-ation，创始于黑格尔，完成于马克思，后经卢卡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成为当代全球范围内哲学、社会科学的一种核心观念，一个重要范畴。在黑格尔看来，人的历史同时也就是人的异化（Enffremdung）的历史。他在《历史哲学》中写道：“其实，心所努力追求的就是它的总念的自我实现；可是，它在这样做的时候，把那个目的给自己隐藏起来，而且对这种离开它自己本质的异化感到骄傲和满足。”在马克思看来，也和在黑格尔看来一样，异化概念植基于存在和本质的区别之上，植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之上：人的存在与他的本质疏远，人在事实上不是他潜在地是的那个样子，或者，换句话说人不是他应当成为的那个样子，而他应当成为他可能成为的那个样子。 　　中外学人对权力概念的理解各不相同，但都认为，权力就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影响力，权力具有强制性、单向性、相互依赖性、工具性、自我扩张性和侵犯性等基本特征。权力的行使对于行使人来说，特别容易产生致瘾作用，尤其是当权力的使用能够带来物质利益的时候更是如此。权力的行使，使人自觉不自觉地都有使权力进一步扩张的潜在意识，希望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带来更大的利益，并且更加自由地行使权力。马克思主义认为，权力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权力是政治上的强制力量，是实现政治目的根本手段。权力在本质上姓“公”而非“私”，权力的运用和使用一旦背离了其公共本质，必将因异化而导致腐败。权力是一柄双刃剑，既可造福人民，又可残害人民。权力一旦异化，便不可避免地给公民权利造成侵害，成为残害人民的工具。权力的异化具有一系列独特的特征，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权力的异化具有典型的为私性。虽然权力不等于利益，但权力是与利益紧密联系、相互依赖的。权力是创造利益、获取利益的有效手段。由权力创造或获得的利益理想情况下应该都是为了“公”的，但权力异化导致权力仅为私人服务，追求的利益也都是私利。利用权力获取个人私利，就是以权谋私，就是腐败，这就与权力的为公益服务的目的南辕北辙。 　　其次，权力的异化具有严重的违法性。本质意义上权力是人民的公共意志，在现实层面上，权力是公民通过法律形式设立的，也可以说权力来自于法，因此权力的产生就具有了合法性。权力有了合法性和正当性，才能名正言顺为人们所认可接受。权力异化一般不是法律所设之权，是对法律所设之权的篡夺，篡夺的权力是不具有合法性。权力一旦不具有合法性，就会产生违背人民利益的副作用。例如对公民人身的非法强制和支配。当权力异化为对人身的非法强制时，侵犯人身权利就会成为必然，随意拘押、刑讯逼供、报复陷害、体罚虐待被监管人等也会随之而来。违法性是权力异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往往这一特征又与危害性有较多牵扯。违法性大多伴有危害性。 　　第三，权力的异化具有高度的腐蚀性。权力异化违背了人们设立权力的善良目的，不能发挥权力的良性功能，由于权力异化导致的腐败现象、寻租活动，严重损害了权力主体的形象和声誉，导致了信任危机，使人民群众对权力主体产生了怀疑、厌恶、鄙视的心理，从而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民对政治的冷漠和反感。对公职部门的正常的执法活动也会产生心理的抗拒，这样将弱化政府的权威，政府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加剧人民内部矛盾；更严重的是将引起社会结构的解体，甚至导致国家的分裂，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 　　二、行政问责制对权力异化的遏制 　　法约尔指出：“责任是权力的孪生物，是权力的当然结果和必要补充，凡权力行使的地方就有责任。”这就是说，权力的行使和相应责任的承担是一致的。按照现代宪政理论，宪政体制下的责任政府应当对其所有行为，就与国家相关发生的一切，向人民有所交代，让掌握公共权力的政府官员对其行为负责同时，人民通过各种有效的方式实现对政府行为的监督，保证行政权力的合法行使，保证自己应得的利益。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一批问题官员逐渐复出，“行政问责”再次成为人们关注与探讨的热点社会问题。所谓行政问责，是指行政机关领导干部及其工作人员，对所管辖的部门和工作由于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工作，发生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