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写作与研究七：社会科学学术中心的三个必要条件－－汪丁丁.docVIP

社会科学学术中心的三个必要条件 汪丁丁 记得我在香港大学工作时，常听到张五常教授雄心勃勃地谈论要把港大经济系办成类似芝加哥大学的世界一流经济学研究中心。听得久了，不得不思考他这个雄心有多大的现实可能性。思考必定引导着观察。或者说，没有思考引导的观察，时间再长也是盲目的，没有意义的(所谓“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篇随笔把我的观察和思考写出来，就教于读者。 “经济学研究的中心”，或者广而言之，“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其意义是什么？首先它必须是研究社会科学基本问题的学术机构，其次它必须是在基本问题的研究中居于领导地位的学术机构。我试着提出这两个条件所要求的一组“必要条件”。这些必要条件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依了它们去世界上寻找那些真正可能成为学术中心的地方。 什么是“基本问题”？去掉冗长的文献索引，我可以“随笔”式地说：基本问题就是贯穿于一个学科的全部历史并且推动着学科发展的那些问题。例如在经济学中，“资本”问题始终推动着经济学发展并且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所以是贯穿于经济学全部历史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各种表现形式(表现为同样基本的问题)包括：“利润”问题或“租”的问题，劳动以及劳动的度量问题，生产过程以及生产的组织问题，人力资本和知识问题，……。这些不同的表现形式可以最终遍布经济学全部领域(也正因此而是“基本问题”)。基本问题在海德格尔看来根本就是不可能解决的，研究者只是不断地理解这些问题，不断地重新提出这些问题，从而不断地深化他们对整个理论的领悟。这是学术进步的辩证法。 当问题永远不能解决并且正由于其永远成为问题而推动着学术发展时，学术就形成了传统。围绕着这些基本问题而形成的学术传统，必须通过学者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如果这些学者突然转移到了另一个地方，那么可以认为学术传统也就随之转移了(例如科学的中心从纳粹德国转移到美国)。为什么传统不能通过书本知识转移到其它地方去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必须引用博兰霓以及其他科学哲学和认识论哲学家的观察。传统是关于基本问题的传统。那么是否一个人单独看书就可以理解这些基本问题呢？当然可以，但是常常非常困难，尤其是当学术传统已经积累了几代人的时候。对基本问题的理解和把握，往往必须靠老师对学生的心智发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往往必须使学生处于一种时刻包围着他的，渗透着对基本问题的关心的学术气氛中。在这样的环境里，学生可能培养出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具有关键意义的“问题意识”。那是一种直觉，一种对与基本问题相关的一切问题和一切事物的敏感性。没有具备这种敏感性的人，固然也可能在偶然情况下发现解决问题的途径，深化对基本问题的理解，但是其机会要比具备了这种敏感性的人小得多。这和不具备某种企业家才能的人与具备了那种企业家才能的人相比在特定方向上的创新机会微不足道是同一个道理。 怎样可以让学生们培养他们的“问题意识”呢？同发掘一个人身上的企业家才能一样，你必须让学生们对基本问题感到兴趣。这就涉及我所谓学术中心的“必要条件”了。一个人对基本问题有兴趣，这也许并不很困难。人类共同的好奇心也许足够让任何人对任何基本问题感到一些兴趣。真正困难的，是一个人是否愿意在基本问题的研究上“安身立命”。这里涉及两个因素，一个是经济学可以讨论的，那就是所谓“人力资本投资”的问题。另一个超出了经济学范围，不妨名之为“终极关怀”问题。 学生是否愿意把时间和金钱投入到关于基本问题的人力资本积累中去，在经济学的框架里，这取决于激励机制所产生的成本与效益的比较。例如香港的大学生们，身边充斥着挣钱机会，几乎每个学生都有课余兼职，每月收入从几千到几万，看干的是什么工作了。除了考试期间，学生们大多不会安排课余时间阅读功课和研究习题。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香港大学学生是在“混文凭”，但求以最小成本得到一个关于“能力”的发信号权(signaling right)。香港是个商业化的都市，这里中高收入的工作大多是商业性质的。对研究基本问题的属於“软”专业人才的需求，虽然有一些，但需求量很小，报酬也较低。所以从经济学角度看，很少会有学生选择纯粹学术和研究基本问题。以港大经济系的课程为例。注册金融和货币银行课程的学生每年都在几百人以上。注册学习中国经济课程的也在三百人左右。但是选修博奕论或者比较经济体制课程的就只有几十人甚至十几人。到了选修经济思想史这门课程时，注册学生就常常只有两三个人甚至一个人了。 从经济学出发，我得到学术研究中心的第一个必要条件：一个机构能够成为学术研究中心的第一个必要条件是它能够找到足够大的对基本问题研究的“市场需求”。这个条件，虽然俗气了点儿，但相当重要。它决定捐款的数量，学生的数量，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学生的质量。市场需求决定着一个学术机构是否有足够的藏书和足够经常地与世界其它地方进行学术交流，以及是否能够把第一流人才从其它机构吸引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