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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传统文学教育的困境 　　近代以来，西方经历了工业革命的洗礼，开启现代文明的先声。然而，封建末代王朝——清朝，不但没有紧跟世界潮流，适时推进改革，反而逆历史潮流而动，仍然做着天朝大国的美梦，妄图继续利用传统儒家之道和宋明理学作为立国之基，进一步加强思想控制，以维护岌岌可危的封建统治。为此，他们拒斥西方文明，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当时西方文化通过传教士已经开始进入中国，但由于统治者的狂妄，他们拒绝接受西方文明的洗礼。清初杨光先在《不得已》一文中说：“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无好历法，不过如汉家不知合朔之法，月食多在晦日，而犹享四百年之国祚。有西洋人，吾惧其挥金以收拾我天下之人心，如厝火于积薪之下而祸发无日。”①从中可以窥见统治者的虚弱本质和继续沉浸在天朝美梦的遗老心态，甚至在雍正年间针对传教士实行“教禁”。雍正皇帝在召见外来传教士时就说：“朕不需要传教士，……儒教与尔等之教相距甚远。”②他们惧怕封建君权受到西方神权观念的冲击而不利于他们的统治，仍然固守着以传统儒学和宋明理学作为政治统治思想和文教政策，实行愚民政策，维护统治秩序. 　　与拒绝西方文化相对应的就是进一步推行儒家文治传统。在清朝建立之初，他们继承历史传统，推行“尊儒重道”的文教政策，并将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加以推广。宋朝以来，程朱理学曾经作为官方哲学长期占据独尊地位，但到明中叶后，曾受到王阳明心学挑战，致使心学一度成为显学。到清康熙年间由于他尊崇理学，从而又恢复了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而居于独尊地位，在当时，这一哲学体系之所以能成为官方哲学，是因为程朱理学的核心就是为了维护封建制度，并通过思辨的形式论证其存在的合法性和不可侵犯性，这正切合了挽救封建王朝遭遇危亡的心理，试图以此挽救时局，因此，程朱理学受到清统治者极力推崇. 　　康熙曾说：“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篡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 　　经今五百年，学者无敢疵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巨。”③由于尊儒重道文教政策的推行，除尊崇理学之外，到清朝中叶，还出现了复古思潮。统治者面对政治危机，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试图回到过去，借助儒学思想为岌岌可危的封建王朝提供精神支撑. 　　在这种文教政策推动下，文学出现了复古倾向，要求“返经尊祖”，继续弘扬文学的政教、德教传统，并以此教化民心，施行纲常，重振政纪，为行将就木的封建王朝找回昔日的尊严. 　　“返经尊祖”的复古倾向成为当时许多封建文人的自觉追求。他们要求回到传统儒学立场上重新整治日益衰败的文学景象，重振文学教育作用，出现了像钱谦益、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魏禧等学者，他们“皆莫不呼吁文人回到古学，尤其是经学的立场上来审视文学的价值、意义和功能，确立文学批评的标准。”①因此，文学教育就十分强调儒家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来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钱谦益明确提出要“返经尊祖”，文章要遵从儒家经典，“《三百篇》，诗之祖也；屈子，继别之宗也；汉、魏、三唐以迨宋、元诸家，继祢之小宗也。六经，文之祖也；左氏、司马氏，继别之宗也；韩、柳、欧阳、苏氏以迨胜国诸家，继祢之小宗也。”（《牧斋初学集·袁祈年字田祖说》）甚至顾炎武在返古的路上走得更远，他说：“著书不如钞书。凡今人之学，必不及古人，今人所见之书之博，必不及古人。”（《顾亭林诗文集·钞书自序》）清朝文学“返经尊祖”的现象，一方面是在当时文教政策高压下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整治明清之际文学创作个性化思潮，特别是文学世俗化趋势。他们认为只有回到儒家经典才是文学的唯一出路，然而这种复古倾向不但不能挽救政治危亡的趋势，反而固步自封，加速封建社会的衰亡。当时，崇尚复古思潮的还有格调诗派。他们要求论诗必须回到诗歌源头处，才能确立诗歌标准，其实就是重新捡拾起诗教传统。薛雪在《一瓢诗话》一开篇就指出：“趋庭之训，首先及诗，而曰：‘不学诗，无以言。’则诗之时义大矣哉！夫诗以道性情，感志意，关风教，通鬼神；伦常物理，无不毕具。……昔人已有诗亡之叹，况今日乎！有志者要当自具只眼，溯流而上，必得其渊。”只有回到先秦诗教观念中才能掌握诗歌真谛. 　　在复古思潮影响下，当政者严格限制异己之见，一切皆以儒家典籍为最高规范，不敢逾越一步。当时的科举考试就把内容界定在“四书五经”之中，而应考人只能根据规定的注解来发挥，不能有自己个人的见解。另一方面对有不同意见的人则实施文字狱的高压政策，焚毁、禁止一切不利于政治统治的书籍，以此来禁锢人们的思想. 　　在清朝中后期与“返经尊祖”一脉相承的是大兴考据之风。许多学者依据经学文本专注考据，探究义理。皮锡瑞就为我们展示了清代经学演变的路径：“国朝经学凡三变。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柢，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专门汉学。嘉、道以后，又由许、郑之学导源而上……。汉十四博士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