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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义”和“个人主义”式微下的公共伦理建设 内容摘要：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公共伦理领域正发生巨大的变革。当前我国伦理建设面临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因此，探索新型公共伦理体系，塑造社会主义伦理制度；加快政府公共伦理建设，实现公权力的公平、公正和平等；大力倡导商业自律，推进企业的公共伦理建设能够为我国公共伦理建设提供新的路径。 关键词：公共伦理 国家主义 个人主义 社会管理 公共伦理是指人们用来规范公共管理主体的各种行为，以保证公共管理事业具有高度的公正性和公平性，合理有效地实现社会或者国家的公共管理事业目标的价值准则体系，主要研究对象是广泛存在于社会公共领域中，用以处理公共事务的道德规律。公共利益既是公共伦理建设最基础的出发点，又是公共伦理致力于实现的最终目标，理应成为公共伦理的价值基础（李萍，2004）。公共利益既是实体的客观物，也是精神的抽象物。 如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初所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这充分说明了公共伦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任何一个充满活力和美好发展前景的社会，都应按照正义、公平、公正、效率的价值尺度来选择和安排制度，构建制度伦理。 当前公共伦理建设的问题分析 （一）社会转型期的特殊环境 我国目前正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处于一个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历史阶段。这种社会转型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二是社会结构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的转变，从同质单一型社会向异质多样社会转变，从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的转变。 在这一过程之中，城乡社会流动日益加快，社会公共领域也日趋扩展，产生了相应的对社会公共生活规则与秩序（即公共伦理）的普遍需求。但是同时“道德滑坡”的现象也日益凸显，传统伦理受到挑战，我国要顺利实现现代化、完成社会转型，就必须建立合理的社会公共伦理。伴随经济体制转轨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变迁，城乡社会流动速度的不断加快，人们公共生活领域的多向拓展，熟人社会逐步转向陌生人社会，道德监督的评价机制日益面临困境。 （二）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主义公共伦理价值体系式微 国家主义是指以国家理性为终极价值尺度的公共伦理体系。这种理念散见于黑格尔的经典作品中。黑格尔认为，国家的溯源是永恒理性，“是伦理理念的现实……作为显示出来的实体性意志的伦理精神”。黑格尔关注国家实体的客观精神，个人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的凸显全部建筑在个人国家成员化的基础上。以此为基点，黑格尔的国家主义受完全理性支配，这意味着国家意志至高无上，个体、社会团体以及各种非正式组织在法统意义上受国家强制力的整体控驭。 我国历史上“唯国家权力主义”的盛行和近代西方理性主义的中国化强烈地塑造成建国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国家主义伦理价值体系。国家主义主导下的公共权威和公共秩序号召文化整体价值趋向共同利益和共同理想。计划经济条件下公共伦理辐射作用强烈地影响了国家权力安排和个体义务诉求。改革开放的中心是经济建设，关键是实现个人的解放，前提是国家对个体的控制弱化。只有国家权力减轻对个体的束缚，个人才能获取自主和自由，激发创新意识，迸发进取精神，从而解放生产力，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与个体关系需要中间媒介的平衡（张康之，2002）。因此，政府职能向服务型转变已经定势，全能政府职责要让位于更多的中介结构来分担。总之，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主义公共伦理价值体系式微。 （三）个人主义为主导的公共伦理体系尚难塑造民族整体 国家主义公共伦理价值体系式微，个人主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兴起。个人主义是以个人理性为基础的终极价值取向，是西方公共伦理体系的主导。它推崇个人的本体性特征，认为个人是自然之灵，能够主导公共伦理的发展和社会福利的增长。自主受到重视，自由成为追求，尤其是个人利益的增长作为媒介，最终还是推进整个社会福利的增加。个人主义主导的伦理精神本质上不能归结为自私自利，而是在合乎道德与法律前提下的人格独立。 改革开放的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个人主义的正效应。个人主义在解放思想、催动劳动力创造激情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个人主义的弊端也越发明显（张军，2005）。个人主义为主导的公共伦理体系与我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个人主义易膨胀性导致个人欲望的剧升，自我为中心和利己主义普遍盛行，因此精神危机、道德堕化在所难免。 （四）社会管理问题增多对社会建设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 公共伦理的残缺伴生了大量的社会问题，现代流民是我国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期间的特定群体，工作不稳定、收入稀少、经济困难、诉求难通达、权利易受侵害成为典型特征，从而流民群体沦为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