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民间的另一种向度.docVIP

引言民间的另一种向度 　　本章的论述涉及潜在写作与民间的关系。笔者是在对聂绀弩、昌耀、唐湜、蔡其矫的潜在写作、朱东润的《李方舟传》和丰子恺的《缘缘堂续笔》等作品进行个案分析之后，才发现可以以一条线索把这些作品贯通起来。这条线索，简而言之就是，在20世纪50至70年代特殊的文学环境之下，我们可以从这些潜在写作中发现文学和民间结合的另一种向度。20世纪中国文学中民间因素的加入，使得文学的地图发生了巨大改变，这从现象上看，应是一个研究者都可认可的共识对“民间”因素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发展历程的描述和钩沉，陈思和先生的三篇论文《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民间的还原：“文革”后文学史某种走向的解释》、《现代都市文化与民间形态》。这三篇论文合起来作为作者新版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二版）的一章《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民间文化形态》对此产生的争论，多半都围绕着对民间因素的理解和评价。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研究者对“民间”这一概念的开放性解读有关，也因此，诸多在同一概念下的争论，事实上却往往失之交臂，构不成针锋相对的争论和对话，亦因之无法达成基本的共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民间”基本上可以看作一个生活世界的概念，它与“生活”、“现实”这些概念一样，指涉的是一个丰富复杂而且变易不休的世界，很难用简单的定义的方式来探讨。 　　不过，为了使论述有一定的稳定性，仍需对之进行一定的限制和描述。本编使用的“民间”这一概念，限制在比较狭义的范围之内，即传统中国社会的基础层面（农村、小城镇与中心城市的市井社会）。在现象上我们可以由之观察出民间生活、民间文化与民间心态三个层面；而在对之的理论阐释上，又可引申出三个相关的相对具有稳定性的理想型概念：民间的生活方式、民间的文化传统和民间的情感行为方式。需要指出的是：这三个层次和相关的三个概念，仅仅是在理论阐释上进行描述和区分的，在实际的民间生活世界里，三个层次互相混合，难分难解，而民间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与情感行为方式虽然具有稳定性，同时却也随着新的因素的加入而具有相当的开放性和可变性。如果我们承认“有文”（形成文字典籍的）的文化是以“无文”（没有形成文字典籍的）的文化为基础的可以参看金克木先生在《文化猎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无文探隐——试破文化谜》（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等书中的有关阐释。我们就不难理解传统中国社会中士人与民间社会的关系：士人所依赖的典籍文化，正是从一个丰富的生活世界中涌现出来的，“无文”的文化和智慧构成基于典籍之上的精英文化的基础和源头（先秦的儒、墨、道、法、阴阳莫不如此），精英文化最初即是对之的总结、提炼和阐释。当然，精英文化一旦形成体系，也自会有其逻辑展开，而外来文化的加入（例如佛教）使其间的关系更为复杂，但任何一种文化要获得长久生命力，却必须植根在民间生活世界之中，并与之打成一片，统治权力要获得合法性并进行有效的统治，也不能不尊重民间社会的既成规则。近代以前，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频繁，但民间社会却始终保持着一定的稳定性，就因为民间文化、精英文化与庙堂文化其间始终保持着一种动态的和谐。 　　从这个角度来观察近代以来民间社会、知识分子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我们不难发现，在企图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之中，新知识分子与国家权力经常将民间置于被动的对象地位，民间是启蒙或建构一种社会形态的对象，而不是需要尊重的可以平等对话的对象。这种心态几乎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主流文化和政治的潜意识。在这种心态之下，知识分子与国家权力自然无法尊重民间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规则与其在新时代的诉求，而是着力将之纳入各种既定的现代性设计之中。如果分析这种关系形成的缘由，不能不指出，这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面临强大的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压力有关，在这种环境之下，知识分子因为先行一步接触到西方的各种现代观念（自然，其掌握是极其肤浅的），而国家权力架构也不同程度上吸收了这些观念并将之中国化（这种吸收是借助知识分子完成的，像孙中山与毛泽东本身就兼具政治家与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因而其所具有的宰制民间的优先权力似乎是不言自明的。这里面潜藏着各种严重的问题，譬如因为对西方的了解太过肤浅，不明白西方的各种现代制度架构底下都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从而导致将中国民间社会彻底对象化，而在被对象化之后，民间社会缺乏合适的渠道发出自己的诉求，因之很难与国家权力与知识分子集团形成对话和共识，所以使得各种现代制度架构与文化建设流于表层，社会稳定也一直很难自发形成；而国家权力与知识分子因为欠缺与民间的对话、交流，更缺少对民间的尊重，也因之常常失去代价较低的可能的中国现代化路径。如果这个对话交流的渠道始终是畅通的，由于新知识分子的激进反传统而导致的传统的断裂，以及由于国家权力缺乏约束所导致的对民间的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