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会乡愁.docVIP

　核心提示　　记者2月25日在《南方日报》深读版刊发的稿子《一个经济记者的西行漫记》成为朋友相聚时的热门话题。谈话往往是围绕东部—西部、故乡—新城的生活现实展开,结束于新广州人萦绕的感慨甚至是伤感中。　　令人惊讶的是,这种共鸣不仅仅来自记者这样的普通白领中。一些已经在这个都市中有着令人羡慕地位的成功者,一些已经处于企业中高层领导岗位的人,也纷纷卷入谈论的话题之中。　　记者发现,这种一线城市中的“大都会乡愁”,不仅仅是一种情绪。　　优越感、归属感、安全感齐齐消褪,都市光环黯然失色,压力大、强度高、焦虑多一同抬头,返乡潮暗流涌动。一种苗头正在出现。　　记者试图捕捉一线城市新移民寻常生活中的细节与情感,倾听大都会居民“更有尊严”的诉求,更窥视经济、城市结构和人群迁徙的“青萍之末”。　　“回乡发展”开始成为一些一线城市新移民的选择,是什么让他们从大都会“退潮”?这种人口流动将带来怎样的经济、城乡格局变化?呼唤怎样的应对政策?　　流动　　“毕业回乡的同学风生水起,自己倒在外面看不到出路”　　记者在西部的调查中,发现农民工返乡潮开始出现,很多人结束打工生活选择“回家乡发展”。然而,在一些一线城市,“回乡发展”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农民工的层面,也开始席卷都市新移民的白领阶层。　　日前,记者的朋友郑婷前来辞行,决定辞职回老家发展。　　她三年前毕业的时候,汕头有一份公务员的职位等着她,但面对大都市的诱惑,她最后选择留在广州。尽管随后换过几份工作,但工资总在三千左右徘徊,租一个小屋,过着不算宽裕的都市单身女孩生活。　　郑婷说,从2年前开始,每次换工作都在想需要不需要回去发展。今年回家感触很深,之前一起毕业回家的同学已经开始混得风生水起,小日子过得不错,反观自己倒在外面看不到出路,考虑再三,就决心回家了。　　郑婷只是一个个案,却折射着新广州人内心的踌躇和现实中的尴尬。正如经济学理论中说的,任何现象都有其背后的经济学动因,“回家发展”必然有其社会的大经济变革的力量推动。郑婷给广州留下的背影,投射的则是经济大变革导致个人生活变化的缩影。　　事实上,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内陆,落后地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迅速跟进,很多中小城市跟一线大城市的生活差距逐渐拉小。两相比较之下,大城市生活的压力和艰辛显得尤其清晰,勾动了大都市闯荡的人们那根思乡的神经。　　这种乡愁在新移民群中的滋长,在同乡聚会的餐桌上热议,一旦获得等同的工作机会,甚至变卖已经购买的房子,离开曾经打拼的都市回家乡发展。　　而那些刚毕业、等待在城市立足的年轻人,则更没有羁绊,在艰辛的现实下面出现了“临时看看随时走人”的态度观望。　　而这其中被称做“蚁族”的一群,则因生活在大都市边缘,更倾向于“爬离”大都会。在本报关于广州“蚁族村”的调查中,化名“七夜”的年轻人用那句诗意而有点伤感的话感慨:“在这个世界上,重要的不是你站在哪里,而是你正朝着什么方向移动。”而他的方向,已经朝着某个二线城市,安家落户。　　这种现象不仅仅只出现在广州。　　在北京,我们的媒体朋友讲述了在北京生活了12年的白领余娜的故事,她在2009年底举家“逃离”北京迁往成都,她将中产人群逃离一线大都市归结于,户籍制度、房价畸形、区域经济不平衡等因素。　　记者的同事小吴2006年从南京大学毕业。春节前后,在朋友圈里,她已经连续收到七八条朋友离开大城市返回二线城市的消息,这之中有在北京工作的,有在上海工作的,有在广州工作的,也有在深圳工作的。　　迁徙　　从当年的“百万大军下广东”到如今的“回乡发展”　　从经济观察者的眼光来看,这股潮流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以背井离乡的移民生活的一次再审视,是对改革开放带来人才跨区域流动的一次大规模反思,是对“经济潮流挟裹人生变迁”的一次“反攻倒算”。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到90年代结束整整20年,伴随着“分配工作”和“铁饭碗”制度的打破,中国经济在沿海地区出现了长足的发展,各种人才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一场席卷全国范围内的人才流动革命从东到西席卷整个中国。　　“出去闯荡”一时成为从民工到大学生的时髦词汇,“百万大军下广东”、“闯深圳”、“闯珠三角”、“闯长三角”……一时间,哪里的经济最热,人才就流向哪里。　　最初的流动是下海经商,从政府流向企业和个体开发户；接着是“打工潮”的形成,农民工从西向东大规模流动,春运随即出现并且给铁路日益形成巨大压力；最后的流动则是大学毕业生层面的闯荡,落后地区的毕业生纷纷离开养育自己的故乡去大城市发展。　　以记者的家乡陕西商洛市商南县为例,1999年与记者一同毕业的大学生,绝大部分全留在大城市发展,分配回商洛的15个大学生,在第二年内走了14个,“硕果仅存”的一个留在烟草局。　　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