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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边疆发展战略 第一节 边疆发展的基本特性 一、民族性 边疆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区，从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看，西边六省区少数民族占该省区总人口的比例及增长情况见下表： 西部六省区少数民族人口占该省区总人口的比例 省区划 总人口 （万人） 少数民族人口 （万人） 占总人口百分比 （%） 比第四次人口普查少数民族增加数（万人） 内蒙古 2377.54 493.15 20.07 76.50 甘肃 2512.12 218.42 8.69 32.67 新疆 1924.57 1143 59.39 197 西藏 261.63 246.10 94.06 34.58 云南 4235.9 1415.3 33.41 180.9 广西 4489.37 1721.1 38.34 资料来源：2002年国家统计年鉴。 以上情况表明，我国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而西边六省区更是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区。西边六省区中，有四个是民族自治区，云南的16个市州中，有8个民族自治州；甘肃有二州七县的民族自治地方。从西部大开发整体看，西部90%以上的面积是民族自治地方，20%左右的人口是少数民族，而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30%以上的有滇（33.41%）、桂（38.34%）、新（59.39%）、藏（94.06%）。从另一方面看，民族自治地方98%以上的面积，95%以上的县，以及全国少数民族将近80%以上的人口，都已纳入西部大开发的范围或可享受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措施。可见，西部大开发不仅要加快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发展，也要加快少数民族的发展。因此，边疆地区发展、西部大开发、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既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也就加快了边疆地区的发展；边疆地区、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发展了，就是对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对整个国家的未来，对中华民族的复兴，都将作出不可估量的贡献。 二、滞后性 由于各民族生存发展的历史、环境等条件的不同，决定了各少数民族生产力水平的不同。解放前，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大体可划分为四种社会经济形态：封建地主经济社会形态，民族地区的以汉族和与汉族混杂居住的地区为主；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西藏全部及新疆、青海一部分、滇黔川边缘交界地域；农奴制，集中分布在发展更为滞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原始公社末期，如内蒙古黑龙江大森林中的达斡尔族、云南西双版纳的基诺族等。这种多层次的社会经济形态以云南少数民族为最典型。由于云南地处横断山脉，境内峰峦叠嶂，江河切割，交通特别艰难，信息及交流特别闭塞，这既加固了原本由血缘、地缘关系而形成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的稳定性、落后性，也突出了其社会经济形态的保守性、多层次性、低水平性和不平衡性。云南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有独龙族、怒族、基诺族、佤族、傈僳族、景颇族、崩龙族、布朗族及部分拉祜族；处于奴隶制社会的有小凉山彝族；处于封建领主制或封建农奴制的有傣、藏、哈尼、拉祜、普米及部分彝、傈僳、纳西族；进入封建地主经济的有白、回、壮、纳西及部分彝族。 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上述不同发展阶段的少数民族先后完成了社会形态跳跃式发展。其中，通过生产改造运动、互助合作化运动、建立初级社、直接过渡形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有怒、傈僳、独龙、基诺、布朗、西盟的佤族和小凉山彝族；通过和平协商缓冲式土改确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有傣、哈尼、瑶、拉祜、藏等民族。1956年后，上述所有少数民族地区又推行“民族补课”。强制人为拔高生产关系，确立了全国大一统的社会政治经济形态及上层建筑，把几个世纪才能完成的社会形态发展仅仅用几个月就实现了“质态飞跃”。但是，社会形态的跳跃式发展不等于经济和生产力的跳跃式发展，人为拔高的生产关系带来的社会“质态飞跃”形成不了生产力的飞跃。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力滞后仍然存在，显示出其社会经济的滞后性。 三、不平衡性 依靠行政手段促成的社会“质态飞跃”虽然打破了社会发展的顺序性而大大缩短了社会发展的进程，强烈显示出母体的历史痕迹和现实不平衡性特征。但是，社会经济形态的性质归根结底还是由生产方式和生产力水平所决定。以云南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为例，观察其经济结构性质、产业发展梯度和技术发展水平，其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性显现出四种类型：市场经济型经济结构，如大理市周围的白族、个旧市周围的回、哈尼、彝族和昆明、曲靖、玉溪、景洪、保山等市周围的少数民族；市场经济有所发展但未完全形成市场经济结构，如各民族自治区首府及历史上较为发达的少数民族县城、集镇；自然经济结合为主类型，如比较闭塞的贫困山区县和边远集镇地带；原始迁徙农业向传统粗放型农业过渡、商品经济属萌芽阶段，其产业结构的基本格局是原始型农业为主体产业，其农业生产方式仍以刀耕火种、轮歇游耕等为主，如高山、深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