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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总体就业量的实证分析 陶坤玉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天津 300071） 【摘要】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产生了较大程度的影响。本文着重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总体就业量的影响。先总结国内外学者对这方面问题的研究，然后通过数据的实际验证来对FDI与就业总量的关系做出一个说明，接着结合FDI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效应、传导方式以及其分布的部门与地区这三方面进行理论上的解释来对这一前文的结果进行一定的剖析，最后结合FDI的新特征给出政策与建议。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就业总量 效应分析 地区差异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及人口最多的国家，其就业问题自然是政府十分关注的宏观经济指标。同时，引进和利用外资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中很重要的一项经济政策。那么，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和就业的关系的意义就显得尤为重大。 一、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关于FDI与就业问题的主要研究成果：Nigel Driffield 与Karl Taylor（2000）以英国作为东道国分析了1984到2000期间劳动力市场的情况，指出FDI导致的在外国部门与本国部门之间的生产力外溢（productivity spillover）加大了工资的不平等性以及对本国熟练劳动力的更多的使用，进而由工资的差异性导致了就业增加与否的不确定性。Edward M.Graham 和Erika Wada（2001）以FDI的来源以及在中国投入时分布的地区为分析的切入点，指出了在90年代后期（96-99）FDI主要来源于欧洲、北美和日本，投资更加集中在本国市场、资金更加集聚在沿海省市，这使得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上的地区分布不平衡加剧，对中国整个劳动力市场的健康发展有一定的局限作用。Christoph Ernst（2005）以阿根廷、巴西、墨西哥为例，时间跨度为1990-2002年，研究表明由于FDI进入的方式和部门的原因，90年代后大量涌入的FDI对于就业的影响总体是不如人意的，但相对拉丁美洲而言，中国跨国企业（TNC）对于就业的重要性更为明显，原因在于劳动力更多地雇佣在了有较高劳动密集度的部门。Xiaolan Fu和 V.N.Balasubramanyam（2005）通过将FDI引入Smith-Myint的出口剩余模型(vent for surplus)并运用计量方法对中国1978年以来FDI与城镇企业和乡村企业(china 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就业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将其与国有企业进行对比。作者主要侧重于说明引入的FDI多分布在出口部门，吸收了较多的剩余劳动力，对改善中国的就业情况有着积极的作用。Chang-Tai Hsieh（2006）在Brian J.Aitken 和Ann E.Harrison的“Do Domestic Firms Benefit from Foreign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Venezuela”基础之上，分析了FDI对中国本国企业的影响，指出FDI对于其投入行业中的本国企业的平均生产力（资本的、人力的）的提升并没有明显的影响，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FDI对于就业质量的提升有正效应。 国内学者关于FDI与就业问题的主要研究成果：李海舰（2000）认为如果将改革开放20年分为三期，那么从1980年到1995年，FDI起到了扩大就业的作用，从1996年到1998年仅起到了转移就业的作用，而从1998年到现在，基本上是一种扩大失业的作用。黄为民（2000）通过回归分析认为FDI对第一、二产业的就业起到了负面作用，而对第三产业的就业起到了促进作用，而综合影响为负。牛勇平（2001）试图通过企业的所有制类型来分析外资对就业的实际绩效，认为在总量上FDI对GDP和就业有一定影响，其中港澳台企业较为显著。蔡昉、王德文（2004）运用人力资本理论分析了FDI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得出结论认为FDI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具有显著效应。张建勤（2005）在对利用FDI数额、FDI进入模式、FDI来源与结构等创造就业效应的因素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综合分析框架以强调FDI对就业的负面影响。黄旭平、张明之（2007）运用面板VAR方法研究FDI对就业和工资的动态影响，发现FDI对就业有正向影响，但其冲击反应总体上是负向的，尽管程度非常有限。金碧、陈仲常（2007）从FDI就业效应的三个传导渠道出发，特别地在模型中加入反映FDI独资化倾向的变量，结论认为FDI与其独资化倾向均对就业有着积极而显著的正影响。 综上所述，国内对FDI与就业关系的研究，主要是侧重从产业、企业结构等方面的实证分析，而国外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更侧重于从FDI进入方式、分布的地区或部门等方面来试图对这一传导途径进行解剖。本文也将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