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行书发展历史及大家.docVIP

清朝行书发展历史及大家 朝是我国古代文化的总结期，是封建社会中书法的集大成时期。风云变幻，此起彼伏，古今杂糅，蔚为壮观。流派众多，书家辈出，书体多样，理论纵横。书事之繁盛，包罗古今，囊括碑帖，学派杂陈，新旧交替，掀起了古老艺术的最后高潮。从学术角度看，宋明理学成为官学后，逐步走向僵化，明末心学的冲击，使人们思想大为解放。清代的“文字狱”特别盛行，令人不敢高谈阔论，转而向“实学”发展，清代的“朴学”代替了理学的空谈心性，转而走向考据、训古的实学性质。此外，清代古代实物的出土和发现，使人们将兴趣转移到这些文物之中，利用西方新传过来的科学精神，进行新的研究和探索，求实存真的态度自然对艺书领域的思维方式产生影响。 当然，三百年清人的大气绝唱，主要在于碑学与帖学的大论战。清代书法分为早期、中期、晚期三个时期。早期为平庸过渡期，帖学盛行，“馆阁体”流行，也是碑学潜伏期；中期是碑学兴起的革新期，“扬州八怪”作为在野派与帖学派的对立突出；晚期是碑学大盛时期，帖学式微，但仍然还有势力，“魏体行书”的出现暗示着碑帖兼济。行书在清代并不是主流，但其发展也贯穿了整个清代。 早期行书，主要是指康熙至乾隆年间，崇尚董其昌的书法风格，朝廷流行的院体楷书——“馆阁体”的“乌、方、光”成为审美标准。行书自然以董、赵的平稳中和为特点，珠圆玉润、安静平和成为共识。康熙、乾隆也喜欢翰墨，对书法的繁荣起了推动作用。乾隆主持汇刻的三十二卷《三希堂法帖》，规模宏大，摹刻精细，拓印精良，汇集了中国古代法帖艺术的精华，为我国古代法帖的扛鼎之作。当然，负面效应是将帖学教条化，出现干人一面、万字一体的书写模式，皇帝对书法审美的导向，导致了审美趣味的浅俗。早期行书完全被帖学笼罩，是一点也不夸张的。清初艺术性较高的行书家，自是明代遗民书家。还有许多行书家如担当、方以智、许友、金堡、髡残等，多为明遗民书家，身处乱世，又多处庙堂之外，不苟同于世，故笔墨多荒率放纵，纵横恣肆，傲岸不羁，但在清王朝政局安定后归于沉寂。 康乾盛世需要文艺点缀升平，异端、叛逆、边缘性的艺术自然被排斥，功名利禄加上文字狱的威慑，终于营造了四平八稳、祥和中庸、安静柔顺的精神氛围。如画界“四王”的古雅清净，文界桐城派的“八股化”，诗界沈德潜的“温柔敦厚诗”教等，在书法上则是先董后赵的模仿之风，“乌、方、光”馆阁体的泛滥。董、赵之书的中庸、平正、温润的特点有利于化解社会怨气，润饰太平景象。清代早期行书家有如下一些。 傅山(1605—1690)，字青主、侨山，号公之它、石道人、啬庐等。入清后又名真山，号朱衣道人，晚称老蘖禅。山西阳曲(或太原)人。博通经史、诸子、佛道之学，精于医学。诗文、书画、篆刻无一不精，世称通才、全才。出身布衣，拒绝为官，保持气节，受人尊敬。在学书上，他竭力贬低赵、董之浅俗，学颜书之气骨。其论书的“四宁四毋”之说，影响极大，也是他追求人品与书品统一的结果。其行草书有草书的连绵兼行书之体势，圆转飞动，气势奔放，动心骇目。不足处是部分作品连写过多，节奏过快而无筋节调控和起伏变化。 朱耷(1626—1705)，号雪个、个山、八大山人等，江西南昌人。明亡，出家为僧，后又当道士。与石涛、渐江、石溪为清初“四大名僧”之一，并能书画，在四僧中书法最佳。其行书最佳，早学时体，后学晋、唐、宋等名家，主要从帖学入手。中年之后，以过人的胆识，取方劲棱狞的笔法入书入画，挥洒纵横，圆厚流畅，尽吐胸中块垒。晚年书境渐老渐圆，独创秃笔书法，藏锋入笔，中锋运行，圆笔转折，线条虽然均匀，如老干枯枝纵横穿插，内裹坚韧和刚强。结体古拙雅美，常移形挪位，各体杂陈，拘大展小，以“怪伟”风格，一扫清初媚俗时风。其书晚年风格真正成熟在七十五岁左右。传世行书有《行草册页》、《行书轴》等。其七十一岁临《兰亭序》，为大字行楷，书幅高一百五十厘米，阔九十厘米，为晚年杰构，雍容自然，傲岸独立，颇见其人格之魅力。 石涛，生卒年说法不一，法名道济、原济等，号大涤子、苦瓜和尚等，原名朱若极，明靖江王后裔。广西桂林人。拜松江名僧旅庵、本月为师，受传佛学，托钵于大江南北。诗文书画皆精，尤以绘画成就最高。其画上多题诗，反对复古主义，主张以造化为师，书画都主张自我创造。他的行楷中渗透了隶意，并吸收了民间书法的粗犷和自然。诗、书、画统一，又各有独立的艺术价值。他的书法古拙茂密，雄气骏发，均为传神之作。 归庄(1613—1673)，字玄恭，号恒轩，江苏昆山人。早年参加复社，起义失败后，改装四处流亡，佯狂保身。性情古怪，喜欢饮酒，交游甚广，与顾炎武合称“归奇顾怪”。他本为明代文学家归有光之曾孙，著名书画家归昌世之子，才华超人，诗文书画兼工。行书学习《兰亭序》及《干字文》，求其大意而已，机抒自运，并力求脱化。所作行草流畅蕴藉，或纵横跌宕。他自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