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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中的谦恭达仁思想 中国画自产生起走过了很长一段崎岖之路。岁月的流逝，让我们无暇回过头仔细看看自己走过的路。因为脚步匆忙，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认清自己的人生坐标。当我们如睡得寤后，是否该翻翻前人填写的人生乐章？是否该在是非争闹中找到历史前进的方向？ 有人说，中国画源于心术，发于人心之变。这话一点不假。凡事不是恒定不变的。作为一个画家，必须在“道无常形”中拓展“变从常起”的思维。不要一味地闭门造车、模仿古人、重复自己；要明白中国画是培养至善人格的要素，更要理解中国画艺术体现的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特性。其实，中国画是一个用特殊手段表现创作者精神世界的画种。它自产生以来就被赋予了一个神圣的使命—教育和劝诫世人。正如唐代张彦远所言：“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谢赫亦尝曰：“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谢赫的这话也说明了一个道理：作为一个画家，其作品不仅仅是对生活的再现或是对绘画语言的一种简单继承，而更要继承人类社会的优良传统，谨守向善立身、慎独立品的仁义道德规范。向世人宣传“仁者爱人”和“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 然而，当今一些画家看外界太多，看自己内心太少，以至于欲念、困惑太多，内心迷茫不已。正因为这样，他们创作的作品多枯淡乏味、轻佻空洞、缺乏个性、缺乏思想。即使个别作品有一定的个性，也多是画家削足适履的结果他们让物象的形服务笔墨，而不是让笔墨服务于物象的形。本来中国画的笔墨是为形服务的，可有些人却偏偏颠覆它，还贬低自己的民族文化，大肆宣扬“弃除传统文化，改革中国画，创造新时代的笔墨语言体系”，就象上世纪许多人大肆宣扬“儒家文化是封建时代的产物，根本不适应现代社会”一样。当历史验证了千年的儒家理念依然适应当代社会的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其实，绘画传统也是一样。古代哪一个画家不是通文史经哲、善诗文、精书画的多才多艺者呢？可当代有不少画家文化修养不高，不懂画论，只是一味玩弄笔墨。为什么会这样？笔者认为，这是因为物欲超越了人的精神的结果。画家一味玩弄笔墨也反映了另一个问题：其造型技巧不过关，在绘画创作上投机取巧。也许，这话过于尖刻。但是作为画家，创作若不与社会挂钩、不与内心融合、不与传统文化贯通，那其作品还有多少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呢？这里还有个问题，就是有些画家妄自尊大，视别人为豆腐渣，而视自己为一朵花，轻视别人、讥讽别人、诽谤别人，排挤别人已成为他们捍卫自己利益的手段。这又是为什么？轻视别人难道就是为了让自己不平衡的内心得到一点安慰？难道人活着不该让自己内心透亮吗？难道一个人不应有宽容之心、不应讲求仁义吗？如果，我们看看古代画家是如何立品、立言的，或许能找到生命在浑沌之中的博爱。 东晋·顾恺之创作的《洛神赋图》，造形准确精微，线条如蚕丝般劲挺刚健，设色典雅秀润，人物形象委丽从容。尤其是洛神被画家刻画的神采飘逸，情愫缱绻。这幅画是顾恺之以曹植的《洛神赋》为“蓝本”创作的。他以一颗仁爱之心描绘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体现了他对真情的赞颂。 唐代阎立本的《步辇图》描绘的是唐太宗李世民接见前来迎娶文成公主的吐蕃使臣的场景。画家以高超的瞬间捕捉能力，成功地刻画了不同性格，不同特征的人物。此图线条流畅、爽朗，色彩艳丽、沉着，人物神态平和、谦恭，反映了画家“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 宋代张择端的一幅《清明上河图》向世人展现了北宋都城汴河沿岸及市区的繁华景象。他以巧妙的构思，将画幅分成三个段：前段为郊区风光；中段以虹桥为中心，细致入微地刻画了往来的商船及汴河两岸市井的生活场景；后段为城区场景，街道纵横交错，店铺、楼阁鳞次栉比，人潮涌动，驼队响铃，健马长嘶。在这里，张择端艺术地再现了北宋都市的繁华热闹与繁荣昌盛。此画于细微之处体现了画家较强的瞬间捕捉能力和高超的处理手法。从表面上看，画家以高超的绘画技巧营构了一幅宏伟壮阔的市井风俗画，内容丰富、真实；但从画家独具匠心的人物刻画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民生、民情的关注和对国家的强烈责任感。尤其是画中贵胄与普通百姓在虹桥上争道的情景与互不相让，反映了作者对世道人心的熟知，流露了作者悲天悯人、与人为和的思想。 宋代被蒙古人推翻后，一些汉族文人借题抒发自己对故国的怀念和对入侵者的强烈不满。如龚开曾在南宋景定年间做过两淮制置司监当官，后参加反元斗争。南宋灭亡后，他隐居于苏杭，以卖画为生。他用绘画表达自己对宋朝的忠贞和元朝的不满。借助笔墨发泄爱国爱民之心。在他的《骏骨图》中，一马瘦骨嶙峋、老态龙钟，眼神似乎透出一股忧念。画中的题诗“一从云雾降天关，空尽先朝十二闲。今日有谁怜骏骨，夕阳沙岸影如山”具有点题的作用，体现了画家对饥苦百姓的同情之心。 元代任仁发的《二马图》画了一肥一瘦两匹马，其中瘦马的造型明显借鉴了龚开的《骏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