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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做面向人生的教育 培养走向未来的现代人 ——广州思源学校的庄严承诺 编著：邓放国 E-mail:126.com 2006年5月首次发行 2008年5月第三次发行 第一章 思源追梦 ——我的自画像 一、 承蒙父母养育之恩 38年前当母亲生下我时，她已经失去了三个孩子与一个丈夫，当时我不但生得又瘦又小，眼睛还有生理缺陷，她怕我也养不大，连名字都不敢给我取，用“猫仔”的小名来代替，据说猫有九条命，希望我也如此。直到七岁上小学时，父亲才根据学校门口一副“放眼世界，胸怀祖国”的对联，将我的名字取为“放国” 。目的是希望我能够走出湘赣交界的那个穷山沟，遗憾的是等他去世时，别说走出去，我连一间像样的住房都没有，可他依然坚信我会成功，在临终之际送给我三句话：“一是要明书上进，二是要教育好下一代，三是不要有作风问题”。现在我才明白父亲遗言的真正含义：“我的生命、一个名字、三句遗言以及与人为善的品德”，这就是父亲留给我的全部遗产。然而母亲则不是这样，从小她就担心我长不大或长大后连生存都会成问题，临近初中毕业还要我去拜师学理发。我刚上小学她就要我去养牛，一直到读完初二我整整做了七年的放牛娃。放牛之余母亲还要求我每天必须拾些干柴回家生炉子或带点野草回来喂猪，到后来父亲则要求我每天早晚要带上一本书，慢慢也就养成了爱看书与在泥地里做数学题与心算的好习惯。母亲是一字不识的文盲，但很勤俭；父亲只念了三个月的夜校，却熟读了一本《增广贤文》，像什么“家贫勤扫地，无米早炊烟”、“耕读为本，忠孝传家”、“有田不耕仓廪虚、有书不读子孙愚”等等句子从小我就能听到，并影响至今。父亲为人相当善良，他们俩夫妻年龄相差十二岁，教育孩子的方法截然不同。但今天回想起来对我都是一种莫大的帮助，就算我师范毕业后做了老师，仍然忘不了要给我补上农村耕田种土这一课，她认为劳动最光荣，好逸恶劳最可耻！还经常对我们讲就是半个儿子也不要惯坏了。在我二十岁那年，月工资只有几十块钱的情况下她硬是要我盖起了一幢两层的砖瓦楼，以至接下来的岁月让我母子俩的生活过得异常的艰辛，当时我甚至对母亲还有点怨言，但如果没有母亲的这一“劳动关”与父亲的“思想关”以及后来周万福老师给我规划的“文化关”，当我一九九三年正月初六只身带着300元现钞来广州找不到工作时，肯定要打道回府而不敢进建筑工地，那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在广州自己盖房子与独立经营管理一所学校的人生机会。致富思源，我有今天首先要感谢我的父母，是他们给了我生命与生存的本领。 二、 感谢老师栽培之情 即便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下我也没有放弃过教学与自学进修。在一个当时几乎是与世隔绝的穷山沟里要想进修完成大学课程并取得学士学位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我做到了，我得感谢三位老师：一位是我的小学数学老师——当时的校长邓文仪先生，是他让我从一个“放牛娃”转变成一个“读书郎”，并在小学毕业前就已经形成了自学的好习惯与掌握了自学数学的方法，可惜他不到47岁就因脑溢血去世，未能看着我走上讲台。 其次是在我读师范时教了我两年数学的周万福先生。是他具体指导我制定了人生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两次留言勉励我，所有这些规划最终都化成了现实，以至到今天我都习惯了分阶段做五年规划。二十年来，他与他的夫人、部劳模、全国优秀教师李小玉老师都一直把我当作自己的儿子对待。他们俩无论在治学还是为人上都是我夫妇的楷模与恩人，值得永生追随。只可惜先生已身患重病在床多年，作为学生的我已无法侍奉在侧，深表内疚。 第三位是我16岁读师范二年级时的心理学实习老师，现任广州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兼广州大学附中校长的邓云洲教授。他是当年最受我们欢迎的实习老师，是他的一封信让我克服因生理缺陷与不会说普通话造成的自卑心理，重新树立起了对未来的憧憬与梦想，学会了“自尊、自信、自强、自立”。他的信中有一句话是这样写的：“放国同学，你有素质很好的大脑，我相信你会成功，但成功总是偏向有准备的头脑！”这句话让16岁的我有如找到了一盏明亮的路灯，一直以来激励着自己前进。后来我们又不约而同于1993年先后来到广州，他在年底调进了广州大学教科所，我则在年初进了广州四建在珠江电影制片厂对面的建筑工地，还在盘福路的广州市轻工设计院宿舍区帮着掏过化粪池、挖过沟，彼此音信不知。虽然他早已忘记了当年的我，但他和另一位老师当年给我的信我却一直带到了广州，工余还经常会拿出来读一读，算是精神食粮吧。之后，因为我和在南下的火车上认识的一位广州白云区的年轻女教师结为夫妻最终离开深圳，调进广州市颜乐天纪念中学当了五年半的数学老师。由于我不满当时学校内部的用人机制，在1998年11月15日的《羊城晚报》上发表过一篇《这样的校长可信》的署名文章，最后被迫退党与辞职去了企业，最终在当年底两人又通过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