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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性公共产品分配政策与城市人口控制* ——对户籍制度的一个新政治经济学分析 叶 建 亮 单位：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地址：杭州市浙大路38号 邮编：310027 电话Email：yejianliang@ * 本文的研究得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民营经济制度创新与发展问题研究（课题组首席专家李维安教授，项目批准号：03JZD0018）的资助。感谢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金祥荣教授的指导。 歧视性公共产品分配政策与城市人口控制 ——对户籍制度的一个新政治经济学分析 到城市来是为了过更好的生活。 ——亚里士多德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户籍政策严格限制了城市户籍人口的扩张，但是伴随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城市实际就业和居住的人口在显著的增长。户籍政策所控制的城市公共产品分享体制和城市实有人口之间的冲突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人口流动规模的扩大而日益加深。由此引发了社会各界对该问题的热烈讨论，这些讨论总体上是从两个方面展开对户籍制度的探究、质疑或者是辩护，一是户籍制度所内的歧视性的公共产品分配政策，二是对人口自由迁徙权的限制，主要是城乡人口自由流动问题，或者更确切的说是城市人口控制问题。尽管在价值判断层面上，现行的户籍制度存在诸多的弊端因而必须尽快加以废止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但是关于户籍制度更为具体的内在结构和演变过程，在实证意义上的讨论却仍然缺乏。尤其是，在讨论户籍制度的时候所必须不能忽略的，上述户籍制度两个最为基本层面问题之间的逻辑关系梳理，仍然没有得以令人信服的展现。 显然，割裂的讨论歧视性公共产品分配制度和城市人口控制问题，尽管有助于在价值判断上进一步强化户籍制度的不合理性，但是却无助于增加对户籍制度内部结构关系的更为有意义的解读。因为从户籍制度的演变来看，歧视性的公共产品分配制度和城市人口控制之间存在着某种特殊的对立关系。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非歧视公共产品分配政策与城市人口的严格控制是并存的，政府一方面严格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但是，对于进程获得工作的（通过所谓的农业户口向非农业户口的身份转化）的劳动力，则获得与原有市民同等的享受公共产品的待遇。一些研究都意识到，这种以分配上的非歧视但对迁徙上的严格控制为特征的户籍制度在实施快速工业化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而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正式的户籍制度条文上的变化并不是很大，但是伴随城市企业产权改革而引发的企业用工制度的变革使得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变得相当普遍。而与此对应的，在城市公共产品的分配上，却采取了较为显著的歧视性政策，即这些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并没有获得像计划经济条件下那些通过招工进城的人一样，同等享受城市公共产品的待遇，尽管在城市公共财政的税基创造上与原有的市民的贡献并无显著差别。这种公共产品分配上的歧视性与城乡人口流动的相对自由性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户籍制度演变得重要特征。不过，最近几年，随着歧视性公共产品分配政策在价值判断上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一些旨在消除公共产品分配歧视的政策陆续出台，关于城市人口控制问题则又相伴而生的被提起。我们注意到在最近一轮的“十一五”规划和城市规划修编中，一些城市的人口控制逐步进入公共政策决策议程。由此更加让人有理由，歧视性的公共产品分配政策与城市人口控制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关系。我们将借助一个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试图探讨公共产品的分配政策和人口流动（当然，主要是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之间存在着何种内在的逻辑关系。这种新政治经济学的框架，按照汪丁丁的解释，即分析“一群理性个体在政治市场里竞争改善自己的福利的过程。” 二、城市人口控制：简短的文献回顾 关于城乡人口流动和城市人口控制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三类代表性的并遵循不同思路的文献。第一类文献以二元经济理论为基本框架，通过设立农村-农业和城市-工业的两部门，在一个一般均衡意义上讨论劳动力要素的均衡配置。自从刘易斯等人（刘易斯,1954；拉尼斯、费景汉，1961）的开创性研究之后，托达罗(1961)对二元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以及钱纳里等人（Kuznets, 1973; Chenery and Syrquin, 1975）的实证研究，为农业向非农业人口（工业化）、农村向城市人口（城市化）提供了一个标准范式，即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阶段推进以及相互匹配性。国内的大量关于城市人口（控制）问题的研究，大都是遵循这一框架逻辑展开的。一些比较典型的研究如蔡昉（）以及李晓春和马轶群（2004），就是利用二元经济理论分析城市人口控制对劳动要素分配的扭曲和生产效率的影响。但是，对于二元经济模型所没有考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转轨国家城市人口控制背后的深刻制度背景，已经有人提出了质疑和改进（柯荣住，2001）。歧视性公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