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偏见刍议.docVIP

对史学新流派的一点反思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 金永丽 近几十年内西方学术史学界涌现了很多新的学术流派和学术主张，这些学术流派被冠以各种各样的名称，“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庶民研究”等不一而足。这些新兴学术流派受葛兰西和福柯等人的理论影响，对历史问题进行重新解读或批判。以印度史研究为例，近年来西方学者热衷于从后殖民主义、新民族主义等视角重新探究一些已经成为“定论”的问题， 不管是“庶民”在历史中的作用与地位问题，还是印度教（Hinduism）和种姓制度（caste）问题，都被西方学者做了重新解读。重新解读的过程实际上是对过去的历史“偏见”进行批判和纠正。 历史“偏见”主要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一是看轻甚至鄙视其他文化、社会与宗教；二是认为自身文化、制度先进，并有意把自己的“先进”文化推广给其他所谓的“落后”文化与社会。欧洲传教士维斯特科特（B.F.Westcott）等人把英国看作被赋予传播“福音”使命的国家。他们把英国对其它国家的征服看作由文明社会实行的正确的、合法的、对被征服者的物质和精神都有益的活动。 历史偏见其实是殖民主义思维的表现。英国伯明翰大学高级讲师沙拉达·苏吉塔拉贾（Sharada Sugirtharajah）认为殖民主义有各种形式，它不仅仅与领土征服有关，更包含思想、文化和精神征服。后者不易被察觉，但影响却更加深刻和深远。近年来，国外部分学者对西方印度教和种姓制度观念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梳理，认为印度教是殖民统治者建构的结果，而有关种姓制度的“定论”也值得商榷。 “宗教”这一概念本身深深根植于19世纪西方的基督教神学，但却被看作具有普世意义。欧洲学者习惯以基督教的标准来分析印度教，所谓“真”、“假”宗教的标准即以此来判定。据此，很多人认为印度教虽然具备宗教的一些特征，但实际上不是宗教。苏格兰牧师约翰·尼可尔·法库尔（J. N.Farquhar）即以19世纪新教徒的标准来分析印度教。他认为印度教够不上一个宗教，因为它缺乏一个宗教应该具备的多种因素，如一个连贯一致的信仰和行为体系，一个单一的文本，一个单一的救世主形象，一个单一神和必备的道德推动力。印度教中的文本部分因为可与基督教的《圣经》相比拟，因而被看作是现代的，而在印度教徒中广泛流传的口头信仰部分则被看作不可靠和落后的，也被看作不属于宗教的东西。实际上，西方学者对印度教文本的整理是按照西方的理念完成的。他们的工作与普通印度人了解的宗教经文及每天参与的宗教活动没有多少关系，更多的却与欧洲的启蒙思想和各种新教解释有关，如理性和现代性等。西方学者对印度宗教的解读充满了西方“偏见”。他们相信自己有义务把理性和基督教启蒙带给愚昧的土著人。 欧洲学者关于种姓制度的看法同样存在着类似的“偏见”。尼古拉斯·德克斯（Nicholas B. Dirks）通过对英国学者和殖民政府对于印度种姓制度理解的追根溯源，发现了“偏见”产生的原因与过程。他认为对印度种姓制度的偏见最早可追溯到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1817年完成的多卷本英属印度史。在这部书中，种姓制度对印度社会的影响程度被抬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其依据主要是由婆罗门编写的、用以提高自身地位的《摩奴法典》。密尔的观点提高了婆罗门的地位，贬低了国王的地位和政治生活的作用，突出了印度社会的落后性，为提高英国统治的合法性创造了理论基础。在此之后，种姓制度得到了欧洲学者、传教士和殖民政府前所未有的重视。期间虽然有少数学者提出种姓制度对印度人发展影响的程度并不如詹姆斯·密尔等人认为的那么大，但是他们的观点并未成为主流。 近代以来，西方对他者的历史“偏见”无处不在。历史“偏见”的形成首先与西方殖民者自大而自负的心态有关。由于西方在工业生产、商业贸易和军事技术等方面走在了前面，并把世界很多地区纳入到自己的殖民统治范围内，不少西方人因而相信自己的文化、制度优于他者，认为自己文明，他者愚昧。其实，发展早并不代表文明，发展晚也不代表愚昧。假使给予相同的发展条件，后发展国家也能够取得同样的成就。 除此以外，“偏见”的形成还与西方实行经济、军事和文化征服的目的有关。贬低他者的制度与文化，使后者接受自己“落后”的“现实”，有利于促使被征服者产生自卑心理，形成不仅技不如人，甚至思想文化及制度都是落后的心态，这样便形成了“后进者”主动要求学习西方文化的局面。这一氛围的形成对西方推广自己的思想文化与政治经济制度十分有利。这一过程免除了殖民侵略的嫌疑，却实现了更为深远的目标，为西方文化长期征服世界创造有利条件。可悲的是，这种历史偏见和殖民主义思维在殖民统治结束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在发挥深刻的影响。由于它的隐蔽性，许多人并未认识到它的存在。贬低自己的传统文化与制度，嘲笑自己文化与制度中有益的部分和盲目崇拜西方文化与制度甚至成了某种时尚与潮流！ 除了上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