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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法角度分析钓鱼群岛主权问题 孙伶伶 内容提要? 中国在15世纪最先发现钓鱼群岛。根据当时国际法上的发现即占有的“先占”原则，钓鱼群岛成为中国领土。此后数百年间，中国政府和民间对钓鱼群岛进行了有效的统治和开发，使对该群岛的主权得以有效存续。日本1895年占领钓鱼群岛不符合“无主地先占”要件，不具备取得钓鱼群岛主权的法理前提；中国政府和民间的抗议行为在国际法上使日本欲以时效取得钓鱼群岛主权的企图无法实现。中日两国应依据国际法寻求和平解决钓鱼群岛问题的最佳途径。在主权问题彻底解决之前，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是积极务实的做法。 关键词? 钓鱼群岛? 主权归属? 先占原则? 时际法原则 钓鱼群岛位于中国台湾东北的东海海域，由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和北小岛五个岛屿及几个岩礁组成，其陆地面积共计6.5平方公里。钓鱼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然而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被日本占领，二战后根据《开罗宣言》日本理应将其归还给中国，但由于外来因素的干扰，钓鱼群岛一直未回归中国。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中日之间就钓鱼群岛主权问题冲突不断，已经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主要问题之一。 在中日两国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21世纪，依据国际法和平解决钓鱼群岛主权问题已是大势所趋。 本文拟从国际法角度对钓鱼群岛的主权归属问题进行客观的探讨，以期对解决钓鱼群岛问题有所裨益。 一、依照国际法领土取得“先占”原则，中国对钓鱼群岛拥有合法主权 “先占”是传统国际法上领土取得的一种方式，指“一个国家的占取行为，通过这种行为该国有意识地取得当时不在其他国家主权之下的土地的主权”[2]。先占原则至今仍是解决领土争端的重要国际法准则之一。 先占原则的内涵曾随着历史发展而演进。在18世纪以前，国家“发现”无主地即可取得其主权，单纯“发现”即可占有。18世纪中期以后，国际法上要求“无主地先占”必须是实际占有，应具备以下要件：一是占领国有占领的意思表示，具体表现为正式宣告并通知他国；二是占领国适当地行使了其主权，具体表现为占领的行动及采取驻军、升旗、划界等措施。 判断钓鱼群岛主权的归属，首先应解决适用哪一时期的国际法的问题，对此可根据“时际法”原则确定。时际法原则是在1928年的帕尔马斯岛仲裁案中由仲裁员休伯首创的，指“一项法律事实必须根据与其同时存在的法律，而不是根据有关该事实的争端发生或解决时的有效法律来予以判断”。对于无主地的主权而言，应依据权利发生时的国际法来认定。休伯进一步引申说，在对其主权发生争议时，还应依据演进后的国际法认定该权利在争端发生之时是否持续存在。帕岛仲裁案之后，时际法原则成为一项公认的国际法规则，因而是认定钓鱼群岛主权归属应适用的准据法的有效依据。 根据时际法原则，关于钓鱼群岛主权的产生，应适用当时有效实行的国际法规则来判断。中国至迟在15世纪最先发现了钓鱼群岛，这已是中日两国官方和学界一致公认的史实。根据当时国际法上的“发现”，即占有的“先占”原则，钓鱼群岛在15世纪即成为中国领土。 关于在1895年日本强占之前中国对钓鱼群岛的主权是否存续，应适用18世纪演进后的国际法来确认，即看中国是否通过“适当地行使了主权”而使该权利有效存续。[3]在中国自15世纪拥有钓鱼群岛主权起的数百年间，明清两朝将钓鱼群岛列入疆域之内进行统治，在被日本强占之前，中国对钓鱼群岛的主权一直有效存续，中国是其惟一合法的所有者。换言之，在1895年1月14日日本内阁决定将钓鱼群岛“编入”日本领土以前，中国已持续和平地对钓鱼群岛行使主权至少达400年之久。 对此，中国内地和台湾的学者提出了大量可靠而翔实的证据。 首先，钓鱼群岛由中国最早发现并命名。中国有关钓鱼群岛的文字记载可见诸明朝1403年左右出版的《顺风相送》。还有学者提出，早在1372年中国人杨载就最先发现该群岛。至1532—1534年，中国官方文献中已为钓鱼群岛命名。 其次，明清时期均将钓鱼群岛纳入疆域，长期有效地行使了主权。中国学者吴天颖在其著的《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一书中考证，中国早在明代即已将钓鱼群岛纳入海防区内，确立了军事管辖。1561年讨伐倭寇总督胡宗宪在其编撰的《筹海图编》一书中的《沿海山沙图》上，标明了中国福建省罗源县、宁德县沿海各岛，其中包括“钓鱼屿”、“黄尾山”和“赤屿”，将钓鱼群岛列入中国的海防区域之内。明清时期向琉球派遣的使者记录地志的史书[4]中记载，中国与琉球的分界是赤尾屿和古米岛(今“久米岛”)之间，钓鱼群岛属于中国。明清时期的多幅海疆图都清楚标明钓鱼群岛为中国的一部分，其时官方及民间皆视之为中国属土。在1863年清朝刻印的《皇清中外一统舆图》的卷六至卷八中，用中文明确标注我国版图包括钓鱼屿诸岛在内，而古米山以东用日文标名属于琉球。在行政上，钓鱼群岛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