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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史家素养。主要就是史才、史学、史识的“史家三长”理论。这是史学家自我意识的新发展。 “史才须有三长，” “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旧唐书》卷104《刘子玄传》）。刘知几要求史家有三长，才、学、识三长，缺一不可。史才即选择、鉴别、组织史料得能力和书写史书记事得技巧；史学是指掌握包括考察问题时所征引得史料以及编写史书所需要得各种知识；史识是指分析历史事件和评价历史人物得观点、见解。概括来讲，史才，指编撰史书得能力；史学指历史知识；史识指对历史的看法观点。三者之中，尤以史识为最重要。不具备这“三长”，就不能算是优秀的或者合格的史学家，不能担负史官的重任。实际上，这也是对研究历史的要求。刘知几提出的“史家三长”论，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 总之，刘知几的《史通》涉及了史学思想、史学方法、史书体例、史书内容、史料问题、编纂原则等几乎历史学的全部问题，确实是对唐代以前中国史学的第一次全面、系统的总结。它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基本确立，完成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体 系化这一史学史所赋予他的任务，从而使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 杜佑和《通典》1.典制体/政书的含义 政书：政书是专门记载历代或某一朝代的典章制度及其沿革的专书。它按类汇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资料，具有资料汇编的性质。以政书为名对图书分类始于明代。 杜佑的《通典》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专门叙述历代典章制度沿革的史学著作，开创了典志体史书的先河。它的问世，改变了古代历史的编撰格局，是史学发展的又一次重大转折。 一、典制体史书的由来 1、掌故类——从《周礼》到《大唐六典》、《政典》 《周礼》：原名《周官》，王莽时更名《周礼》， 官制体系（天、地、春、夏、秋、冬官） 《大唐六典》：30卷（张说等人监修、李林甫著）理、教、礼、政、刑、事典（官制） 《政典》： 35卷（刘知几子刘秩撰）（黄帝——唐天宝末） 2、书志类——从《史记》 “八书”到《汉书》 “十志”…… 掌故类 书志类 制度详而缺乏融汇贯通 述沿革而“不能尽其旨要”（隋书·经籍志） * 一、杜佑的生平（履历完整）。 杜佑(735—812)，字君卿，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出身于地位显赫的名门望族。因此他可以不经科举而直接做官。18岁时即成为地方属官。以后的50多年的时间里，他先后做过剡县丞、工部郎中、江西青苗使、御使中丞、容管经略使、江淮水陆转运使、户部郎中判度支、饶州刺史、御史大夫、岭南节度使、礼部尚书、淮南节度使等。从德宗末年到顺宗、宪宗两朝，他一直做到司徒同平章事，也就是宰相，同时兼理盐铁等使。封歧国公。前后为官50多年，经历玄、肃、代、德、顺、宪六朝，是唐代重要的政治家和著名的史学家。像他这样的政治经历，尤其是久任理财大臣，在古代史学家中是无人可比的。 * （一）《通典》出现的原因。 1、封建社会制度的发展。 中国封建社会典章制度的发展，在唐代到了一个成熟的时期。这种客观情况的发展，就必然会促使总结和稽考制度源流、沿革、得失，为专论典章制度提供了客观的条件。杜佑的《通典》正是这种客观历史条件的必然产物。 * 2、古代史学的发展。 《通典》的产生也是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综合起来看，前代史书没有记载典章制度的专史专志。有的没有志，有的有志而不全。另外，前代史书的志只记一朝的典章制度，没有对历代制度进行古今对比研究，使人不容易看出历代制度的因革损益，因此对学者查考很不方便。前代史学关于典章制度的记载有一定的成绩，这为《通典》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但又有不足，这就为《通典》的产生提出了要求。 * 3、刘秩《政典》的影响。 杜佑编纂《通典》，实受刘秩《政典》的启发。开元末期，刘秩，依照《周礼》六官的职掌，分门别类，撰成《政典》35卷，记载历代政治制度。杜佑对此书详加揣摩，深受启迪，犹以为条目未尽，遂决定补充改写。 4、杜佑的经世思想、经历、学术素养等因素。杜佑有强烈的经世致用思想。杜佑企图通过总结历史上政治、经济等制度的沿革变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为稳定统治，重振唐王朝服务。另外，他有丰富的从政经验，熟悉典章制度，又有很高的学术素养。这些构成了他完成《通典》的重要条件。 * 三、杜佑的史学思想 1、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历史观。 （1）物质生活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通典》以《食货》为首，而《食货》又以《田制》为先。把“食货”放在首位，是《通典》的首创。 “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通典·自序） * （2）社会制度是由低到高发展的。杜佑认为，各种典章制度都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纵观整部《通典》，我们可以发现杜佑通过对从上古到唐朝经济、政治、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