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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牧区生态移民收入增长问题的研究 　　摘要：牧区生态移民收入能否增长，直接关系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繁荣与稳定。由于内蒙古牧区生态移民生存环境的脆弱以及赖以生存的草原畜牧业的弱质性，如何在草原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范围内，挖掘草原牧区资源潜力，改变生态移民生产和消费方式，鼓励和扶持生态移民后续绿色高效产业发展，增加群众收入，使搬迁牧民能够“迁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就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移民收入增长后续发展对策 　　一、研究意义 　　解决“三农三牧”问题，促进牧民增收，提高农民牧民生活水平已经成为内蒙古农村牧区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十一五”以来，内蒙古国民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但是内蒙古农牧民收入并未实现与经济总量的高速增长保持一致，农牧民与城镇居民收入的差距正在进一步拉大。而作为农牧民当中的弱势群体，牧区生态移民的收入增长就显得尤为困难。如何增加移民的收入，使搬迁牧民能够“迁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关系到农村牧区经济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二、内蒙古牧区生态移民收入现状分析 　　内蒙古生态移民工程启动于20世纪90年代末。1998年为了减轻阴山北麓生态脆弱区人口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对该地区启动实施了首批生态移民工程。2001年内蒙古制定出台《实施生态移民和异地扶贫移民试点工程的意见》，以政策引导、群众自愿的原则，在全区范围内对荒漠化、草原退化和水土流失严重的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实施了大规模的生态移民。内蒙古生态移民战略的实施，使得生态环境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但是，在生态移民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问题和困难。例如：搬迁后,移民畜牧业收益不高，外出务工难,导致收入水平下降;舍饲圈养的生产支出较大,牧民的经济压力大;转移到城镇后,移民生活消费支出增加等，造成家庭收入的减少，在有些地区生态移民政策甚至导致大面积的贫困化现象。 　　（一）生产和生活支出增加 　　移民搬迁之后，以从事奶牛养殖业为例，生产支出结构比例上发生了较大变化。搬迁后干草费用开支比重加大，由于舍饲圈养基本无放牧条件，加之草场也基本不具备打草条件，即使有一定的产草能力，由于搬运等条件限制，也无法减少购买饲草的量。对饲料玉米需要量较大，加之玉米价格上涨等影响相应的开支也较大，加大了生产支出。移民户大部分搬迁之前以浩特为单位居住在偏远的牧区，浩特与浩特之间距离较远，通电较难，并且很多移民搬迁之前两季轮牧，即使通电，只在固定住所一处，因此电费支出非常小，搬迁之后居住到“五通”的移民区，电费支出比例增加。移民户在原居住地时，主要以牛粪作为燃料，购买燃料如煤等支出较少，搬迁之后，移民户主要以煤和煤气作为燃料，很少烧牛粪，因此，燃料支出增加。蔬菜、肉食、通讯费比搬迁之前增加。 　　（二）收入结构不合理 　　移民收入来源主要以家庭经营收入为主，工资性收入、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为辅。来自家庭经营的比例较高，而来自非农产业的比重较低。家庭经营收入中，来自第一产业的收入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农牧业的比例显著较高，而来自第二、第三产业的非农收入的比重较低。目前，从全国平均水平看，农民收入构成中来自非农产业的比重已经接近50%，工资性收入比重已占到1/3以上，工资性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80%左右，来自非农产业和进城务工已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与此相对应，内蒙古农牧民的收入中，据统计2009年人均纯收入4938元，其中，人均工资性收入仅仅900.4元；人均家庭经营性收入比重较大，为3277.5元。虽然2004年以来，自治区大范围落实“一免三补”政策，加大支农力度，转移性收入有较快增长，但受农牧民资产存量有限、投资意识差等因素影响，人均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比重仍比较低，为759.9元。这说明家庭经营是内蒙古牧民生产、生活的重要部分，是牧民收入的主要来源。由于牧民组织化程度低，分散的牧户如同一盘散沙，难以改善农牧业基础设施和进行农牧业技术改造，同时也不利于大型机具的使用，农牧民集体组织的弱化，难以将分散的劳动力集中起来，削弱了农牧业发展的后劲。农牧业经营规模小，单家独户的农牧民，势单力弱，在激烈的市场交易谈判中处于劣势地位，是被动的价格接受者与利益受损者。 　　（三）移民补偿政策落实不到位 　　移民搬迁方案中罗列的各类补偿资金在逐级下发的过程中，或是被截留，或是到达移民手中时，被各级机关部门以半公开式或完全掩盖的方式压缩去了一大部分。由于对补偿金分配和使用的监管渠道不畅或者缺失，导致类似任意克扣现象严重，经过层层盘剥，生态移民实际享受的补偿很少。对于生态移民应当给与的补偿及相关问题，很少有行政机关予以及时公布，包括最基层机关。移民们根本不了解自己应当享受哪些补偿，补偿的标准到底是多少。知情权是生态移民得到实际补偿的前提，如果连最基本的知情权都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