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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诈骗罪的立法修改研究 集资诈骗罪的立法修改研究 高艳东+ 刑法第192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 较大的，处……”在1997年，立法者对金融犯罪的特殊性尚没有足够的实践 经验，多是套用传统诈骗罪的思维而忽视了集资欺诈的特殊性，《刑法修正 案(六)》也没有加以改正。 修改本罪罪状的预想 (一)本罪罪状的完善 本罪的罪状应表述为：“非法集资，骗取集资款，数额较大。” 其一，在少数情形中，“使用诈骗方法”会使刑事证明陷入困难，为罪 犯狡辩提供把柄。按学界通说，诈骗方法即是隐瞒真相、虚构事实的种种手 下 段，按目前罪状表述，必须证明集资人使用了隐瞒真相、虚构事实的行为。 但不可否认的是，实践中存在罪犯并未隐瞒真相、虚构事实的情形，既未对 卷 其主体资格虚构，也未就集资款用途作夸张，而仅抛出高息诱饵——对这一 事实出资人也有认识。此时以“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论处在理论上尚欠 周密。如日本曾发生的“等比数级推销会案”，它是一种财物分配组织，它 利用后来入会会员的汇款，使先人会的会员获得大大超出其自身出资金额的 财物。它是一种以绝对不可能的假设为大前提来维持的食利体系，即会员数 以等比算式的方式无限增值，或迟或早，这种体系是肯定要崩溃的，其特点 是大部分的后来者最终受到损害。从其食利原理看，受害者同时又是加害者。 其毁灭性显而易见，对该案件，日本学界认为，明知这种毁灭性的逻辑而加 入时，诈骗罪成立的条件必须是被害者被骗陷入错误，但该案不能满足这个 条件，所以以诈骗罪立案十分困难。最后，该案件仅以负责人因违反所得税 法被判有罪，受害者提起民事诉讼并获胜。①而在同期“保全经济会案”中， 以诈骗罪论处时也缺乏关键性根据，结果检察方面仅就隐瞒破产前损失事实 继续募集大众资金一事适用诈骗罪，集中该时期一定范围的受害顾客，以诈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师。 ①[日]西原春夫主编：《日本刑事法的重要问题(二)》，法律出版社与成文堂2000年版，第 47～48页。 和谐社会的刑法现实问题 骗罪检举，法院才作出了有罪判决。①因此，在特定情形中，将非法集资的 手段限定为“使用诈骗方法”，会带来不必要的刑事证明困难，并为罪犯规 避法律、寻找辩护提供了借口，且也不符合实践中一些案件情形。日本对部 分非法集资案适用诈骗罪认定时所遇到的困难，应引起我们反思。 其二，将本罪罪状界定为“非法集资，骗取集资款”符合本罪的双重欺 诈性。本罪具有双重欺诈性，第一种欺诈是在非法“集资”的过程中采取虚 构集资用途和许以丰厚回报等欺诈手段骗得“投资者” “自愿”参与“投 资”；第二种欺诈是这种所谓的“集资”本身就是一场骗局，既不具有合法 性，又不具有真实性。如果说“投资者”所受第一种欺骗只会蒙受“回报” 无保障的投资风险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损失的话，那么，“投资者”所受第 二种欺骗则蒙受的是“投资款”直接被骗，本利两空的财产损失。而后一种 欺诈的存在正是本罪与其他采取欺诈手段集资犯罪(如欺诈发行股票、债券 罪)相区别的关键。②本罪的双重欺诈，即非法集资是欺诈，对集资款的处 理也是欺诈，这是本罪的关键。但“使用诈骗的方法非法集资”则只反映出 本罪的第一种欺诈性(目前通说是试图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要件 来说明本罪的后一种欺诈性，这种做法并无不可，但人为增加了构成要件的 模糊性与刑诉中的争议性)。按我们的表述，“非法集资”是第一种欺诈，无 论是否“使用诈骗方法”，只要可认定为非法集资(认定“非法”比认定 “诈骗方法”更容易操作)，即可符合该罪状。“骗取集资款”是第二种欺诈， 非法集资完成后，认定对集资款的非法处分行为即可符合这一罪状，是否 “骗取集资款”则明确表明本罪与其他亦属非法集资的犯罪(如欺诈发行股 票、债券罪)的区别。 其三，有利于更好地惩治事后故意行为。集资诈骗与普通诈骗的一个重 要区别是，一般诈骗是事前故意，即事先预谋、策划，以获得他人财物为唯 一和最终目的，得款后往往立即潜逃，其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内容一目 了然；而集资诈骗更多的是事中、事后故意，集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