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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2007年中国群众文化学会年度论文选 和谐-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民族化坚守 ·倪 禹· “社区”一词，最早出现在19世纪末，滕尼斯(F．Tonnies)在提出这一概念时，把社区与社会的 特征作了概括性的比较。他认为，社区的主要特征是强调人际关系之间有着强烈的休戚与共的关 系；而社会特征则是以多元化文化为基础的松散的人际关系。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人把英文 Community译为社区，梁漱溟、李景汉等社会学家认为，农村的集贸市场是农村社区的中心。集贸 不仅给社区居民提供经济贸易活动，而且也提供社会交往、信息交流、文化娱乐和其他活动。同时，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等人也把“社区”概念引入了中国，但因受到历史、文化、政治等因素的影 响，我国对社区的研究和实践几乎处在停滞不前的状态。 自从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要问 题的决定》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农村社区建设”的概念，并要求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 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之后，群文理论工作者纷纷对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现状、原则、 途径、措施、发展走向以及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等等，展开了极为广泛的研究与讨论，提出了许多 具有真知灼见的良策，把“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研究与讨论引向了深入。但是，我们同时也不难发 现，由于受到论者的不同视角和思维定势的影响，在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本体特征、主体意识、文化 解读的当代性方面有诸多忽略与偏差。因此，本文试图以构建和谐社会作为理论阐述的起点与终 点，在农村社区文化的本体建设与当代性文化解读的基础上，对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文化民族化坚 守作一些初略的探讨，就教于同仁。 一、农村社区的历史认同与当代性文化构成 农村何来社区?中国广大的农村长期处于自然经济状态，以自然村落的形式聚集着一个或数 个同一宗族的人群，他们以农耕为业，以血缘为纽带，以宗法为约束，以天地为精神，当生产与生活 需求不能满足或者遇到自然灾害的时候，他们便会走出这个自然村落，去集市进行贸易或者祈求天 地神灵。这样的自然群居、血缘结构、宗族系统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社区”的概念。我国著名学 者费孝通先生是这样界定社区概念的，他说：“人和社会团体，各种机关、学校等分布在一个地区，形 成一个结构，一个系统，这就是社区。”显然，我国农村自然村落以血缘、宗族为系统，没有社会团体、 机关、学校，不能形成一个社会性结构，所以，自然经济状态下的中国农村不可能有社区。 农村社区文化建设，是当今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必然产物。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 农村城镇化建设就是一个必然趋势，这也是世界发达国家所走过的共同的道路。农村城镇化建设 使原来以血缘与宗族关系自然群居的人群开始向新兴的城镇转移和聚集，各种不同血缘与宗族的 人群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区域，一个系统。为了生活生产、自我发展、培育后代，一排排居民小 楼、社会团体、机关学校、集市贸易等逐步出现，逐步形成，于是，当今中国农村一个个完全意义上的 “农村社区”出现了。 值得研究与讨论的是，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在历史认同上，有着很大的区别，这个区别决定了 ·325· 首届中国文化馆馆长年会暨“百馆论坛”会议材料 农村社区的特殊性，决定了农村社区的本质意义。城市社区的成员基本都是外来移民，四方杂陈， 甚至还有异国异族的移民，而农村社区的居民却仍然来自于相近的一个或数个同一血缘与宗族，极 少外来移民。他们的血缘与宗法关系的历史认同是生活生产、情感交流、合作互助、利益碰撞、精神 慰藉的文化基础。我们在进行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时候，无论是提供文化设施设备还是文化公共 服务，都不能忽略这个历史认同和文化基础，因为，强行的“文化植人”必然会破坏这个历史认同，动 摇这个文化基础，从而导致农村社区文化的“不和谐”。我们知道，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基础条件是 “社会和谐”，最终目的也是“社会和谐”。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农民占多数人口的 国家里，农民是否安居乐业，对于社会和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广大农民日子过好了、素质提高 了，广大农村形成安定祥和的局面了，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就会更加牢固。”因此，农村社区文化建 设要在“构建和谐社会”这个前提下进行理论思维，开展实际工作，充分认识与尊重农村社区的历史 认同与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