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其名实+慎其所谓——“越窑”考古学定位思考.pdfVIP

2007’中国 高峰论坛I论文集1010 审其名实 慎其所谓 ——“越窑”考古学定位思考 口任世龙 30年前，为了收集编写《中国陶瓷史》的考古资料，我随同朱伯谦先生到上虞县进行瓷 窑址考古调查，并曾部分地参与了帐子山、鞍山窑址的小规模发掘清理工作，使我对上虞曹 娥江流域古代瓷业遗存有了一个粗浅的认识。到1980年初，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在杭州 结束的第二天，我又曾随朱伯谦先生并会同宁波市林士民先生，对慈溪市上林湖瓷窑遗址进 行为期三天的考察，这是我平生首次触摸到上林湖青瓷，感慨良多。 1982年《中国陶瓷史))出版发行。以两晋瓷业高峰而著名的上虞早期青瓷窑场，因曾 多次发现其青瓷制品铭刻“会稽上虞”或“出始宁”等文字，故而学界曾有呼之为“会稽 窑”或称“上虞窑”的。以往则更有“青釉器”或日“晋瓷”等不同称名。为了避免名称的 混乱，也鉴于它和唐世巳名“越窑”的青瓷窑业，不仅拥有共同的地域，而且在发展上具有 一脉相承的关联，因而《中国陶瓷史》主张用“越窑”一名把它们加以统一称呼。申论“越 窑的主要产地上虞、余姚、绍兴等，原为古代越人居地，东周时是越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东 汉至隋属会稽郡，唐改越州，宋时又更名为绍兴府。二干多年来，府与县随王朝的更替而有 几次更改，但是这里的陶瓷业自商周以来，都在不断地发展着。特别是东汉到宋的一千多年 间，瓷器生产从未间断，规模不断扩大，制瓷技术不断提高。经历了创造、发展、繁盛和衰 落的几个大阶段。产品风格虽因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承前启后，一脉相承的关系十分 清楚。所以绍兴、上虞等地的早期瓷窑与唐宋时期的越州窑是前后连贯的一个瓷窑体系，可 以统称为‘越窑’”。 1984年春开始着手浙江境内古代瓷窑遗址的区系类型考古调查，这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制订的一项研究课题，因为专业工作的关系，我得以亲自参加并自始至终地主持该项课 题工作。 该项考古专题研究工作，大致获得如下一些基础性的认识： 认为“由陶而瓷”似乎并非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陶与瓷的质态变化，动因并非是由于 对旧有胎土原料采取革命性技术变革结果，而完全直接地依赖于长期制陶实践活动的经验积 011 累与认识，对新型胎泥原料进行长期广泛拣选。中国瓷器的发明，关键似不在于世俗所说的 高岭土的发现和利用，恰恰在于单一瓷石质原料配制工艺的高度成功。中国瓷器的发生和发 育成长的具体途径似乎并非单一的形式，而是由于古代制陶术的发展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地 域关系的结合，其发展过程的表现形态，瓷业生产中心产地的不断移动变化，明确地呈现为 时间和地点的某种联接。 浙江古代瓷业遗存的考古学观察，也曾明确提示： 古代瓷业遗存分布，依其地理区划划分的诸瓷业遗存区块所呈现的序列形式，并不都始 终一贯地表现为各自范围内的纵向连续，相反地显示为不同发展谱系在若干地域范围内的错 综杂处和相互交叉的复杂联系；又在文化内涵和层次结构上展现出阶段特征变异的互动与协 变现象。也就是说，无论是遗存分布的地理区块，抑或是历史行政区域的界定，都与瓷业遗 存的类型区划发生严重的错位关系。 古代瓷业文化的历史行进，并不是“谱系树式”的发展形态，既不简易地构成瓷业遗存 “窑场一窑址一窑址群落一窑业系统”的逐级递升，似也并不表现为横向空间的平面铺展， 而是一种以“制品类型”为连结纽带的立体交错的时空结构。 “制品类型”是瓷器制品的胎、釉、形制、装饰、烧成五大基本要素的特征组合。这种 组合形式的构成及其发生的变异，实质上是包含物质原料、工艺技术和社会因素(特别是其 中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三大方面相互关联或交互渗透并牢固结合而成的稳定状态，或者说 是三大合力作用所凝聚而成的一种复合体。五大基本要素，各自具备相对独立的序列系统和 演进变化的形态逻辑；然而恰恰是它们相互结合关系的错综复杂形态，使瓷业制品呈现为不 同时代、不同阶段、不同类型的丰富多样性，使我国陶瓷发展过程演绎成一幅五彩缤纷的历 史长卷。 古代瓷业遗存形态、制品类型、文化分期的研究，明确地显示瓷业文化具有丰富的层次 结构，并一如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所表述的那样：假如我们把文化作为第一层次，文化下 面可以分期，每期文化可以分为若干地方性类型，文化类型本身也可以分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