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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经济中的分配效应 （《南京大学学报》02、5、） 梁东黎 （南京大学 经济学系，南京210093） 摘要：生产者的应得收入被截留，而不生产者因此得到收入，即为分配效应。在传统计划经济中，分配效应曾经普遍存在。在“双轨制”时期，分配效应以一种新的形式大规模爆发。在市场化改革进一步的发展阶段上，分配效应的普遍性和规模化使该问题的严重性丝毫没有降低。分配效应是制约我国技术创新、经济增长的最大障碍，必须通过制度的改进和完善对其加以限制。 关键词：分配效应；劳动者个人的权利；不劳而获的机会；机制的交织与叠加 一、 问题的提出 分配从来就是一个复杂而敏感的问题。从效率标准出发，生产的收益按照对生产贡献的大小进行分配是最理想不过的了。这种分配状况将刺激生产要素更多地投入，否则，将会对要素投入产生消极影响。正因为对生产有如此巨大的反作用，分配被称之为生产的“动力机构”。但是，在某种情况下，生产者的应得收入会被截留，而不生产者会因此获得收入。笔者将这种情况称为分配效应。显然，限制分配效应对刺激生产要素的投入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新古典经济学运用均衡的方法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配问题，认为收入主要取决于要素价格，在竞争性条件下，要素价格等于要素的边际生产力。某要素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就是该要素的产出弹性。某要素的产出弹性越大，则该要素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越大。欧拉定理表明，在规模报酬不变情况下，按上述方式进行分配，各生产要素恰好把收入分配完毕[1]（P166）。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存在着剥削现象，这种剥削不是个别情况，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规定[2]（P831）。西方主流经济学对马克思的理论当然不予认同，但是也没有完全否定剥削现象的存在。罗宾逊夫人指出在买方垄断的情况下会产生剥削[3]（P186-192）。现代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虽然对剥削很少提及，但是都承认在市场经济中仍然存在某些收入和贡献不对称的情况，即本文所言的分配效应，如微观经济学对外部经济效应、公共产品供给、机会主义行为的分析，宏观经济学对通货膨胀效应的分析。 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应该是怎样的呢？马克思提出“按劳分配”的原则，并预见了“必要扣除”的重要性[4]（P11）。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毛泽东提出了不要挫伤广大人民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问题[5]（P274－277）。问题提出来了，但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并没有找准。科尔内的“预算软约束”理论揭示了社会主义的企业可以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继续支出。科尔内在整个分配关系中抓住了“接受方”，却放掉了“给予方”[6](P2-26)。樊纲在科尔内的基础上指出资源约束对企业来说可能是软的，但对国家来说却总是硬的，这样就从科尔内的理论中引出了宏观经济学的含义（社会主义的通货膨胀现象），而对于其中的微观经济学含义则没有深究[7](P210-232)。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传统体制“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弊端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认为实践中的分配制度不是“按劳分配”、而是“平均分配”，在认识上是一大进步，但这种认识需要进一步深化。新近的一些研究认为传统体制的弊端是“不能退出（合作社）”[8](P28-38)、“不能选择（合约）”[9](P5)。这些研究虽然显示了认识的深化，但是，为什么要“退出”呢？“选择”又是为了什么呢？看来，根子还在别处。而且，对社会主义制度规定性的认识为什么只能从否定的方面、而不能从肯定的方面给出呢？本文试图从肯定的方面给出这种规定性。 本文认为，在传统计划经济中，分配效应曾普遍存在，甚至可以说，分配效应是实现计划生产的必要工具。在“双轨制”时期，分配效应以一种新的形式大规模爆发。在市场化改革进一步的发展阶段上，分配效应的普遍性和规模化使该问题的严重性丝毫没有降低。分配效应是制约我国技术创新、经济增长的最大障碍，必须通过制度的改进和完善对其加以限制。 二、分配效应的计划经济传统 传统公有制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有两项，即计划生产和按劳分配。计划生产是通过大规模的物资“调拨”实现的。对全社会的生产实行计划安排，最重要的理论考虑是为了避免资本主义状况下生产的盲目性。对于这种制度安排将导致生产单位收入和贡献相互脱离方面的问题则基本未予考虑。在当时的认识水平上，不仅没有看到这种分配效应隐含着极大的问题，反而因为它是实行计划生产的手段被推崇为新制度的优越性。正因为存在着这种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