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纠纷的“救生艇”(下)探讨与研究.docVIP

积分 都是垃圾 撒旦发生发大 水范德萨 发撒旦 群体性纠纷的“救生艇”　　(三)妥协、强制直到问题解决 　　2008年7月，林乐工作室召集165弄居民代表举行第二次调解纠纷(也是最后一次)。到场的林乐工作室成员依然是林乐、小张和另外一名作记录的同事。不过这次会议，居委会的党总支书记Y书记(女，45岁)也来了。居民代表依然为中年老者，有7女4男，比上次新增了几个面孔。 　　工作室在告知居民代表她为大家做工作的难处的同时，有意强调希望双方可以妥协，接受F老板的补偿金，签订调解协议书，这就意味着纠纷的彻底解决，居民不可以再闹事、抗议了。在林乐苦口婆心的劝导下，两方最终都同意通过人民调解来解决，这也是因为大多数居民在看不到法律的希望和上访成功的可能性之后，明白惟有通过人民调解，可以多少得到一笔补偿金。但仍然有少数抗争了14年的居民不服，态度强硬不愿意接受调解。 　　对于那些通情达理的居民，林乐接下去跟他们商讨的问题就是讨到钱怎么分?这个肯定是要分档次的，因为不同楼层的居民受到的影响不同。林乐在与老板沟通之后提出建议，165弄中受到影响最大的就是26-28号，“碉堡”是4层楼建筑，因此居民住宅4楼以下没有影响不作补偿，5楼一个价位档次900块，6-7楼一个价位档次2000块，如果居民再不满，可以找正规机构来测量评定，或者去法院。 　　就目前来看，通过林乐对两方的协调，居委会配合工作室动员居民来领钱、签协议，到7月中下旬为止，165弄的79户居民已经前来领取补偿金，并签下一式三份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只有5户因业主不在而联系不到，剩下还有7户是老大难。林乐也是下定决心要摆平他们：他们还说要去诉讼，我告诉他们这是他们的权利，是合情合理的，我不能阻止他们。但打官司的问题是你要告谁?告他什么?他们说要解决历史问题。我说历史问题已经过去了，当年日本人杀了很多中国人，我们现在也要去杀一大批日本人么?你们有点过分了!人家都已经合法了，我是努力为你们要到一点钱。看在我的面子上，希望居民配合解决这件事情，我们都是为了社区和谐平安。 　　到2008年7月底，在这个“碉堡”事件的处理接近尾声之时，已经领取补偿金的165弄的几位居民对处理结果的态度是：我们基本上每家来都签订协议书，很正规，都是一式三份，我们居民本人、工作室还有老板那里各一份。去拿钱的时候，尤其有些人家拿到两千块的，都很感谢林阿姨的，我们很满意。 　　可以看出，工作室对这起纠纷的处理除了从法律角度分析问题和站在两方的立场考虑之外，也非常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情和面子，大家同住一个社区，关系的维持是长期的事情，在解决纠纷的同时更需要关注今后邻里的相处和社区的和谐。而这样的话语也确实可以在社区里发挥作用。J街道居民虽然生活在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但传统观念依然是深入人心的，因此林乐也特别注重使用“情、理、法”结合的工作方式，针对社区本土情况和文化，更有效地解决纠纷。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由于正值2008年8月奥运会在中国举办，各大城市都以维护社会稳定和谐为第一目标，为奥运的成功举办创造良好的环境，因此街道对尚未解决的7户居民暂时有进行动员或说服，防止他们情绪激化而做出激进的闹事行为。到目前为止，笔者依然与J街道和林乐工作室保持联系，跟踪调查这7户居民的最终处理结果。 　　五、群体性纠纷中国家与民间的互动 　　本研究通过对J街道B居委会一起历时14年的具体群体性纠纷案例，展示了林乐人民调解工作室在解决城市社区冲突中的重要作用。实际上，工作室在社区日常人民调解中对邻里纠纷、婚姻家庭纠纷、赔偿纠纷等等的调处解决更为直接有效，是社区平安的保障和纠纷矛盾的“缓冲器”，林乐本人也是社区居民公认的“平安英雄”。从案例所展示出的国家与民间的互动主要体现在工作室人民调解与信访代理相结合，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运作以及国家对社区精英的培养和支持三大方面。 　　群体性纠纷是居民出于共同的利益和目标，以集群方式提出诉求的冲突形式，是一种集体行为，或者称为“集群行为”(collective behaviour)或“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20)。工作室在处理群体性纠纷事件中，除了如本案中涉及历史遗留问题而导致的纠纷之外，还有很多涉及居民居住环境、市容环境、居民与物业公司和饮食企业之间等等的纠纷，都是超过10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工作室不但利用其与政府各部门的关系代居民上访，还是解决纠纷的主要参与者，其建立起的社区沟通系统，是一种社会冲突的缓冲机制，起到了安全阀的作用。而工作室在解决群体纠纷中得到街道政府的合法授权，才赋予其调解冲突的双方和制作具法律效力的协议书的权力。这就涉及到工作室的权力来源问题。从本案中也可以看到，上海社区里解决群众上访和群体纠纷采用的是人民调解与行政调控结合的方式(21)。很多社区调解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