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组织问题分析MicrosoftWord文档.docVIP

中国或放宽限制让境外非政府组织设分支 中国拟立法放宽对境外非政府组织（NGO）的限制，让它们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在中国境内设立分支机构。 去年12月之后，一些地方和部门提出，目前已有一些重要的科技类NGO在中国设立了分支机构，再者，中国对于新建国际组织在中国设立总部，重要国际组织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是支持的，因此建议规定得灵活一些。 于是，法案的二审稿放宽了限制，在“境外非政府组织及其代表机构不得在中国境内设立分支机构”之前，增加“除国务院另有规定外”的表述，允许例外情况。 境外NGO管理法（草案）也明确，境外NGO在中国境内依法开展活动，受法律保护。 （例子，放宽的原因） 目前已有一些重要的科技类NGO在中国设立了分支机构，再者，中国对于新建国际组织在中国设立总部，重要国际组织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是支持的，因此建议规定得灵活一些。 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开始趋向成熟 非政府组织自西方引入我国，促进了我国原来挂靠政府的团体开始转变为真正的第三部门。改革三十多年的社会管理变革是非政府组织形成的大背景，上个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目标确立，中国式的“市民社会逐步萌芽，随着从旧体制摆脱出来的新的社会力量和角色群体的发展壮大。截至2007年9月底，中国有注册登记的“社会组织36万个，包括社会团体19．5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6．4万个，基金会1245个，社会组织的总数量2002年至2005年分别为24．5万、26．7万、28．9万、31．5万个，近5年来平均年增长率9％，呈现比较平稳地较快增长趋判23J。还有就是非政府组织分布的广泛性已经可以说是遍地开花，不但门类多样而且数量发展每年都成增长趋势，在社会中越来越引人注目。 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有三大区别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写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我国第一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社会治理的核心议题，李培林认为就是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正像经济改革的核心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际上是要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就是要弄清楚，哪些社会事务需要政府、市场和社会各自分担，哪些需要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承担。他说，要更好地调动起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政府该交给社会就交给社会，就像当年我们说该交给市场要交给市场。交给市场，市场要求有一个竞争规则，交给社会，社会要有一个运行秩序。 李培林表示，“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虽只有一字之差，但还是有很大区别。“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的区别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覆盖的范围不同，“社会管理”在实践中往往被理解为无所不包，涵盖的领域过于宽泛，在实践中不容易把握、很难界定；“社会治理”则聚焦于激发社会组织活力、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等。二是“社会治理”相比于“社会管理”，更突出地强调“鼓励和支持各方面的参与”，强调更好地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而不是政府的管控。三是“社会治理”更加强调制度建设，特别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社会治理体系可以说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研究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与合作方式。 （比方） 非政府组织经历的三个历史阶段。 1.非政府组织作为公众群体角色的阶段 2.非政府组织作为附属组织角色的阶段 3.非政府组织作为治理主体角色的阶段： （非政府组织独立运作，与政府和企业合作，形成三大支柱，撑起了社会分工、沟通协调及公民普遍参与的天空。多元结构就是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管理所形成的结构这个结构是适应社会多元化转型时期(1998年至今)的表现。） 非政府组织定位模糊现状 非政府组织提供服务和公共物品的方式表现，如委托就是指政府通过合同或协议等形式委托非政府组织自上而下的行使某些公共职能，提供一定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替代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政府退让出一部分准公共产品和可民营化的公共服务提供，通过分权给非政府组织让它们按照其本身的运作方式提供服务和物品。非政府组织在这两个方向上都存在着问题，首先就是非市场地位问题，在建立社团组织时必须通过一个行业行政部门的审批，即先行政合法才能法律合法，此为准政府组织产生的温床，是不能成为社会管理的主体的。由于政府的干预和规制，非政府组织无法真正独立运作，从而也无法成为一支强有力的社会力量，非政府组织自食其力方能自我独立，这就需要有自己的资金来源和渠道，政府的退出和市场经济领域职能的限制是非政府组织回归社会管理主体角色的关键所在。再是非法律地位问题，我国没有商会法、协会法，更无非政府组织法，民政部所拟定的社团登记管理条例，是1988年由国务院批准颁布的。即使是已经成立的现行法规也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非政府组织进行登记还没有完全实现网络化的快捷处理，自己遇到的管理和矛盾大都按惯例解决，因为在现行的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