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论之我见.docVIP

“族群”论的实质之我见 张巨龄 “民族”与“族群”是内涵、外延不尽相同的概念，不能以此代彼。“民族”一词，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特征的概念。它指的是人类自有史以来逐步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特点、共同居住特点、共同经济生活方式和习俗，以及共同文化特征和相应心理素质的稳定的社会共同体。 　　而与此相对的“族群”一词，却不能全面地涵盖上述。据说，这个词语最早出现在上世纪的30年代，但其意义的内涵和外延至今还是一个未定之论，就是说，它仍是一个模糊概念。正如有学者所说，“族群”之说，与我们习惯上的“民族”之所指，究竟是否相同，还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议题，是“学者们完全可以依据个人的学养和偏好选择各自的研究路径”，以获得自己界定的词。但有些学者，就基本上是将其与“民族”一语等同而论的，或将其替代了“民族”的概念，而赋予了它模糊今天“民族”概念的内涵。 笔者以为，倘是前者，就颇有多此一举之嫌，没有任何学术和现实意义；倘是后者，则是十分危险和不合时宜的。 “族群”论者的指向是写入宪法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族群”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学术词语，同我们熟悉的“民族”一语均属外来词汇，起初是用以表示两个文化相似群体的集合，或者是从小的群体向更大社会团体演化而生的新的群体。现在有的民族学研究者青睐于它，用以指地理上、语言上相近和血统、文化同源的民族集合体，或称“族团”；有的则用来指民族、民系、聚居部落，或依照人群的宗教信仰进行大致归类的统称，也可以根据出生地、祖籍地、居住地、工作地或语言对人群加以区分。例如，有的人根据“族群”加以界定，将“回族”与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其他同一信仰的民族，以至于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藏族统称为“穆斯林族群”；倘若以国度分别，我国现在的56个兄弟民族统称为“中华族群”。这样，按照有些“族群”论推崇者的设想，就可以逐步打破（其实就是“模糊”）现行的“民族”界定，人为加速历史上一些人未能实现的那种“融合”，甚至实现“宗教消亡”的大跃进。之所以得出这种结论，主要基于以下几种原因。 　　首先，“族群”论者的指向是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众所周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经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并写入宪法的。周恩来曾经在1957年8月《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中，特地举出当时即将建立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那里的回族人口只有57万，占自治区172万人口的三分之一，只是全国回族350多万的零头，就全国来说也是少数。还有300万分散在全国各地，怎么办呢？当然还是在各地方设自治州、自治县和民族乡。”他并且强调：“在中国适宜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适宜于建立也无法建立民族共和国。历史发展没有给我们造成这样的条件，我们就不能采取这样的办法。历史发展给我们造成了另一个条件，就是中国各民族杂居的条件，这种条件适宜于民族合作，适宜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一个民族不仅可以在一个地区实行自治，成立自治区，而且可以分别在很多地方实行自治，成立自治州、自治县和自治乡。回族是最典型的例子。” 　　2009年9月27日国务院发表的《中国的民族政策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白皮书中也指出：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尊重历史、合乎国情、顺应民心的必然选择。第一，从历史传统来说，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长期存在，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渊源。第二，从民族关系来说，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各民族之间密切而广泛的联系，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经济文化基础。第三，从民族分布来说，中国各民族的大杂居、小聚居的状况，以及自然、经济、文化的多样性和互补性，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现实条件。 　　无论是上世纪50年代周恩来的讲话，还是4年前中央政府的宣布，都分明地讲述了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苏联等国相关制度的不同之处；都指出了我们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由我国的历史、国情和民心所决定的。 　　其次，“族群”论者反对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相配套的一系列的对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群众的优惠政策。在他们看来，整合多民族国家族际关系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就是对非自治民族地方的汉民族的“制度化歧视”和“事实上不平等”的“不平等政策”，认为这是“在推动我国少数民族族群社会、经济、教育、文化各个领域的发展”的同时，助长“族群意识”的“保持”和“加强”，并使“一些族群的部分成员当中出现‘族群意识’向‘民族意识’转化”。请注意，这里将“族群”和“民族”的概念分野、对立了。他们又说，“民族意识可以起积极作用，也可以起消极作用”。因此，就要讲些条件，“不能让民族意识超越国家意识和中华民族意识”，就要把“对民族地区每一项经济投入”都“赋予增强团结、维护稳定、巩固国家统一的意义”。先将对方认定为至少是怀疑为“民族意识超越国家利益”的民族，再说“优惠”和“投入”，这哪里是什么“经济投入”？哪里是什么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