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判决确认权利的移转发展与协调.docVIP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论判决确认权利的移转 　　提要: “买卖《判决书》”，从表面上看，是将《判决书》转让给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但本质上是就判决确认的权利而进行的转移。在获得判决确认权利的同时，受让人也随之享有强制执行请求权，成为适格的执行当事人。对于受让人的执行申请，人民法院一般应通过公开听证的方式进行审查、处理。受让人对法院处理决定不服的，立法应明确赋予一定的救济途径。 　　判决一旦生效、确定，即具有强制执行力。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为生效判决确定的权利往往得不到实现。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全国各类判决的平均执行率实际上大概只有6%，受地方保护主义影响，需要跨地区司法协助的判决平均执行率还不到30%。在此背景下，许多地方时不时能听到兜售《判决书》的“吆喝声”，有的委托公司公开进行拍卖，有的摆上地摊私下交易。那么，《判决书》能否买卖、交易?其实质是什么?买受人能否成为申请执行人进而申请强制执行呢?对此，学界、实务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认为，如何看待、解决”《判决书》买卖”问题，既涉及到强制执行的重大理论问题，也影响到强制执行实践的改革、发展问题，本文试从法理角度对”《判决书》买卖”问题做一分析，并就相关问题作一解答。 　　一、判决确认权利的转让 　　“执行难”已经成为20世纪末困扰中国司法界的最大因素。在此情形下，一些债权人开始“转卖”判决书。这一现象的出现，的确反映了当今中国司法公信的程度，也反映执行实践中的“无序”与“混乱”。但是，如何看待、处理我国法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这一现象，见仁见智，争议颇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宣告判决就等于宣告法律，买卖《判决书》意味着零售法律规范，判决的折价也就意味法律规范的贬值，因此，《判决书》的买卖是对法律权威、司法公信的藐视，是对执行体制、社会信用的“讽刺”，这种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我国的司法权威。从法律角度看，“买卖”《判决书》与判决既判力之间无法协调，“买卖”《判决书》使债权的实现渠道受阻，“买卖”《判决书》会引发交易自由与公共秩序之间的矛盾{1}。 　　第二种观点认为，“买卖”《判决书》的现象反映了执行难的现状下，当事人有所为的态度，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这种方式向法院施加压力或者宣泄自己的情绪。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角度分析，“买卖《判决书》”是可行的。首先，受让人通过收买《判决书》，可以与债务人进行抵消。《判决书》要“买卖”的原因既然是债务人没有偿债能力，如果受让人对债务人有债权关系，通过“买卖《判决书》”可以使受让人实现抵销权。这种方式不需要通过法院变更申请执行人，只需通过当事人的单方意思表示就可以进行法定的抵消。其次，每个案件都有执行成本，债权人在衡量成本之后，作出转让判决确认债权的行为是符合债权人利益的{2}。 　　笔者认为，“买卖”《判决书》这种行为的确会产生司法权威受损的负面影响，但是，通过司法途径难以实现正义，正是“买卖《判决书》”这种行为存在的缘由。然而，“买卖”《判决书》，从表面上看，是将法院《判决书》向判决当事人以外第三人的转让，但本质上是一种权利交易，是就判决确认之权利所进行的转让。《判决书》仅仅是法院对权利义务关系所作判定的一种记载，其本身只有证明的价值，而没有转让、买卖的价值。《判决书》的“买卖”实质上是判决确定权利的转让，那么，判决确定的权利能否转让呢?对此，学界、实务界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判决所确定的权利不可以转让。该观点认为，《判决书》是国家司法审判机关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是法院行使审判权的体现。只有法院通过审判程序才能依法变更或处理《判决书》，其他任何机关、组织或个人都无权处理判决书。也就是说，《判决书》是法院才有权处理的法律文书，不属于公民可以依法享有的法律权利的内容，它是一种国家行为，而不是民事行为。持该观点的学者进一步分析了若是允许确定债权转让，会使司法权威下降，衍生司法腐败，导致“执行难”越发严重{3}。 　　第二种观点认为，判决确定的权利可以转让。判决确定的权利是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债权，本身依然具备一般债权的可处分性，即债权人可以整体放弃或部分和解，也可以转让，这是对私权的处分。判决是对这种私权的确定和保护，禁止已确定债权流转不仅违背了基本法理，而且违背了判决确定和保护私权的初衷{4}。 　　笔者认为，判决所确定的权利是可以转让的。理由是：第一，就权利的本质而言，判决所确定的权利是一种私法上的权利，权利人在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可以自由处分，可以行使，也可放弃，甚至可以把权利转让给他人。第二，就判决所确定的权利本身而言，判决仅仅是对权利存在、范围等内容的确定，进而使当事人对权利不能再行争议，而权利本身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只不过在实现上具有强制执行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