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陈映真文学理论的贡献.docVIP

简论陈映真文学理论的贡献 在陈氏小说创作中，除了一个良好的富于人道意味的开端之外，陈映真还走过了一条顿挫迷离的追寻之路。在大多数评论者看来，陈映真的创作道路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从1959～1965年；（2）从1966～1975年；（3）从1975年至现在。他们认为， 陈氏第一个时期的创作“表现出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是“超越现实”（注：《台湾新文学概观》，鹭江出版社，1986年版。），而第二阶段的创作则以“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映”，实现了他的回归，第三阶段乃是在广阔深刻地反映台湾社会生活的前提下，迈进了乡土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这样的观点看似井然有序，实际上，却无疑割裂了陈映真小说创作的内在延续与发展，显得既生硬又武断。其实，迄今为止，陈映真始终没有放弃自己对文学创作所强调的“人道主义”的“伦理的”基础，陈映真始终没有放弃对文艺家应该是个思想家的——“具有人的体温的，对于人生社会抱着一定的爱情、忧愁、愤怒、同情等等的人底思考”的强调，他是那样欣悦地称道“‘爱’、‘正义’、‘怜恤’是世界一切宗教至极浅显和直接的共同的理想主义”，主张“一个艺术家首先是一个温暖的人，是一个充满了人味的思索者，然后他才可能是一个拥抱一切人的良善与罪恶的文艺家”（注：陈映真：《现代主义的再开发》。）。与此同时，陈映真也是从来未曾脱离过现实，未曾对社会问题哪怕稍微地丧失过兴趣。他只是以自己的方式默默探求着，咀嚼着，坚忍不拔地包容消受暗夜迷路的困苦，真挚诚实地描述自己的人生感受，像一个苦行僧，尽管他所见未必是全部的现实苦难，但是他也并不吝啬给后来者提供经验。 只有《面摊》是无望的，那咳血孩子的死势在必然，虽然不幸，但却没有手下容情的虚假。到了第二篇小说《我的弟弟康雄》，那种陈映真式的心灵探索终于开始。从“求画缘蛇、求食得石”的康雄的仰面而去，到耽于等待的“我”的“卖给了财富”，陈映真似乎强烈地意识到了那学生式的“小儿病”似的乌托邦的脆弱与天真。贫穷本身固然是“最大罪恶……它使人不可免的，或多或少的流于卑鄙龌龊”，但是，富贵就能使人干净吗？小说中的“我”，实际上正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 陈映真开始不满足于一味的空想，他曾经希望《乡村的教师》里的吴锦翔和《故乡》里的哥哥这些人，通过自我的牺牲给生活带来些许的亮色，但是很快，他发现，他所获得的依旧是失败。要么是死，要么是堕落，现实之于吴锦翔般的孱弱的改革者来说，别无选择。于是《死者》中老生发伯式的衰颓的灰暗的死是不可抗拒的，这对于一切“只不过是个开始”的林钟雄来说，相反却会产生一种甩掉包袱般的轻松与愉悦。《祖父与伞》中的祖父也注定无法熬过那风雨交加的月黑之夜，因而突兀的伤创只能注满张开的伞，湿漉漉、沉甸甸。《猫他们的祖母》里娟子老师和她的祖母形成了一个多么鲜明的对照，在这对照中我们足以领略到生与死的交响。陈映真似乎看见了青春正在康先生（注：《那么衰老的眼泪》。）的身上一丝丝流走，他似乎看见了计划失败之后由于痛苦与失望而“死尸一般地老苍起来”的犹大（注：《加略人犹大的故事》。），他似乎看见了因为沟通了一个疯妇的心灵，而被警车载走了的林开治那“近乎雕刻的死板而且漠然”的表情（注：《苹果树》。）。这些经验都是痛苦的，然而很必要。 陈映真渐渐地在沉重而且凄惨的生活际遇里，感受到了爱的冲淡、希望的渺茫与现实的压迫，因此，虽然他常常以信念点染着升腾向上的星光——让祖母死于娟子老师耽于情欲的时候，让阿金出嫁“做给人为后”（注：《那么衰老的眼泪》。）让“火光在陈年的漆面上乱舞，照耀得满室都有了一层阴气的活泼的生命”，而使丧家也充满了热闹的生气（注：陈映真：《试论陈映真——〈第一件差事〉〈将军族〉自序》。），同时，也让“我”下决心摆脱开那已经吞噬了哥哥的故乡，但是，他的心境终于还是萧索的。陈映真的这种关于人生与社会的萧索感，生发于他对现实的深刻感受和认识，不属于他个人，而属于整个时代的同一精神层次上的一切青年。 所以，在强悍的爱与同情的基础上，来自大陆的“三角脸”尽管可以与小自己许多的“本省人”“小瘦丫头儿”达到了一种崇高的理念融合，但是，死仍旧是不容回避的残酷现实。他们所可能做到的，只是在死期临近的时候，创造一个庄严得有些滑稽的气氛，选择一个悲壮的死，吹“王者进行曲”，走将军似的正步，接受无知的农夫与村童的欢呼，甚至招来野狗的狂吠。《将军族》里的自裁，实在涂满了《凤凰涅ｐáｎ＠②》式的警醒与知者的隐痛。是现实的扭曲，还是我心灵在病变？陈映真只能通过《凄惨的无言的嘴》里的精神病患者的梦，来印证自己不愿承认的可怖的现实；一个黑房，“没有一丝阳光，每样东西却长了长长的嘴”，“而一具女尸身上许多致死的伤口幻化成为人类的嘴巴，啸喊着：‘打开窗子，让阳光进来吧！’”虽然阳光最终划破了黑暗，“所有的霉菌枯死了，蛤蟆、水蛭、蝙蝠枯死了，”